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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我已在我的博客中写了两篇悲壮无比的祭川足死去的文章，突然觉得这也很好笑，不是足球不需要四川，而是四川不需要足球，可我们凭什么让四川需要足球呢，它有火锅有麻将有看着太阳慢慢从头顶落到天边的休闲就行了，再不济，李伯清过后还有廖健，散打评书过后还有川味相声。生活只按本来的进程走下去，而不管当年黄衣骁将怎么如飙风般呼啸而来，呼啸而去，而不管“生子当如小姚夏，嫁夫要嫁魏大侠”的街头流唱。
可能要跳出足球来看中国足球的兴衰了，中国人其实也只需要生活，而不需要足球，当年需要足球的原因是把足球当成曾经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辽宁人其实也不需要足球了，只不过他们养不起足球后不解散它，而是让它穿上一件马甲，从“辽足俱乐部”到“辽宁小虎俱乐部”了；上海人需要足球？国际已远迁西安，中邦易旗联城，申花呢，那似乎也不是需要足球，而是需要政治。
中国足球没有传统，所以想卖就卖，中国足球没有文化，所以想改名字就改名字，如果你一定要问谁抛弃了四川？那么在四川被抛弃前已有八一、红塔、国力被一一解散掉了，刚才隋信敏又在和朱玲密谈，可谈下去又有什么用呢？哀莫大于心死，当年谢逊解散自己一身武功时就是因为觉得江湖完全没有了意思，恩怨情仇完全没有了指向，所以劈劈啪啪就把内力散去了。
一个很江湖的情节是：当在四川交结甚广的魏群连夜筹集了七百万现金抱着狂奔向转让现场时，被告知，“解散了”，他如何痴痴地想———怎么江湖就变得这么古怪呢？
当大巴车载着最后一批冠城队员离开盛产“米花粮”的蒲江县城驶向成都市区后，宣告“死魂灵”终于没能起死回生。几个月来的窒息却突然感到一丝宽松——终于完事儿了。
耳畔传响着辽足究竟能不能打中超的烦絮，不仅四川，而且中国，人们看来更需要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被欧美人视为生活一部分的足球。
走了也好，该死的终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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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只是一次克隆
1994年4月17日，四川队主教练余东风率队参加了首次甲A联赛开幕战，在那场袍哥式的英勇比赛中，1比1逼平不可一世的辽宁队。
2004年5月15日，重庆队主教练余东风即将率队参加首次中超联赛开幕战，在谢霆锋的《快，我爱中超》中，过程不详，结果未卜。
1994～2004，时间是一种庄严的积累，也可能是一种草率的媾合。十年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脂肪肝的余东风酒量减了一半，一脸阴沉的王俊生头发秃了一半，然后换成了一嘴大话的阎世铎。
什么是“中超”？中超像个突然闯入虚拟空间的黑客，在我们于概念于情感没有完全消化它的时候就被迫面对被迫阅读，至少1/2的中国观众没有看懂《黑客帝国》，至少2/3中国球迷没有接纳“中超”——但演出开始了，请对号入座。
很难产生1994年初春那样的历史感，当我们挥手告别一段纠缠不清的旧式生活后，却没有一段清新的激｜情聊以填补，就像一场宿醉之后，有点上头，有点迷惘，有点不靠谱，谢天王唱——“快，我爱中超”，耳畔却响起柳三变“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生活充满悖论，足球充满矛盾，杨一民说中超“三不同”是准许入机制不同，管理机制不同，包装不同。但“中超”之于“甲A”只是一次名称不同的愚蠢克隆，只是发育时从两个平舌音变成翘舌音，只是把柴禾妞“翠花”改成了染了黄发的“丽娜”。如此而已。
但就像画面上这颗沉重的印章，历史可以用一种强Jian的方式印刻，当“公元2004年5月15日——首届中超开幕”这样的方方正正地盖在某一期的封面，多年以后谁敢否认多年以前那个事件未曾发生？哪怕玩笑，哪怕强暴，也是构成历史的真实元素。
过去的十年让我们已面对很多，未来的十年，我们还要面对更多，从“保卫成都”到“3号隋波”到“龚建平案”，从“京沪情仇”到“川渝恩怨”到“上海德比”到“派系之争”……从5月16日，我们在面对新的生活之前首先要有面对新的考验的足够勇气。
对于2004年5月16日的提问是——你准备好应对考验甚至灾难的勇气了吗？你能确信这两个由玉玺印刻而成的“中超”字样是万古长存还是早早夭亡吗？
在书写上“中超”这两个字时我们甚至没有一点崇高的意味，只是觉得历史给中国足球山一般的压力——是一次希望在前的长征，还是注定绝望的亡命天涯？就像十年前，袍哥余东风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率队打又一场开幕战，就像十年前，人事处处长阎世铎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开创一个命运未卜的纪元。
让“短命中超”在天津卫球迷对阎掌门排山倒海的“嘘”中开始吧，随便多么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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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绢——民主的游戏
拎着那枚黑皮包，疯狂游走于从五棵松“亚泰饭店”至龙潭湖丙三号塞车公路上的刘玉明，很像拎着一只黑匣子试图揭露空难真相的幸存者，或者干脆就是拎着一包黑色炸药要颠覆现实规则的莽汉，凭空吼叫着：“我要一直干到底！”
北京的春天清冽而干燥，这使得不断说话不断咆哮不断接听手机的刘玉明像个春天最脱水的一头动物，他没有被疲惫击倒的原因是他坚信自己会赢，当他顽强地向我翻开一页又一页文件、证据时，他的执迷不悟有一种绝望的震撼。
抓住假证？抓住辽足刻的那枚萝卜章？但亚泰不能将辽足拉下马，刘玉明不能让足协斩断裙带——不是所有的汉子都能赢得比赛，至少这一次不会，因为我们无可救药地碰上了一对冤孽挡在路上，一头是“行规”，一头叫“法律”，而在中国足协这个中庸的政治支点作用下，这场民主投票最终成为“丢手绢”游戏。
民主？民主的结果是9比2！一个很残忍的比例，一对很不屑的分子与分母，所谓“中超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势利江湖，所以“中超投票表决”不过开了一个民主的玩笑，江湖可以古道热肠，江湖也可以让你寸断肝肠。在法律上占住脚的长春亚泰却在行规上无立锥之地，以至于所有人看着亚泰升超上诉的正常行动，就像在看一个无可救药的疯子状告疯人院。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足球。
2004年3月14日这一天是被注定了的，当莽汉刘玉明抱着“法律”的炸药包冲向龙潭湖时，却注定遇着一个叫“行规”的家伙把那根导火索尿得湿湿地，亚泰人所有的颠覆狂想都成为玩笑，是夜，穿着黑风衣形容槁木的刘玉明站在足协楼下那两棵著名的乌鸦树之间，他说：“我一定要干到底！”但谁都看得出来了，强弩之末势不可以穿鲁缟。
辽足注定要升入中超，无论它是否刻了萝卜章，无论它是否违背了民主，中国足协管理这个江湖用的是“行规”而不是“法律”，何况江湖早就传说：新任局长助理崔大林是辽宁人，一个参加了行规大会的甲A大佬说，“这厮太不懂事，要是亚泰翻了案，这江湖还怎么安宁得了？”亚泰必须为了保全江湖而牺牲。
一种悲凉的搞笑，我并不关心最终谁能升上中超，在我看来所谓“中超”不过是阎世铎自说自话的一个虚无概念，但是我关心这个过程，这个假民主之口行江湖之事的过程，在我看来它几乎是中国足球的缩影——亚泰以为自己抓住了法律的刀柄，可惜它抓起的只是一根行规的“搅屎棍”———可笑昨天下午14时开始的会议还那么事逼事儿的神圣，事情变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民主的游戏”：丢手绢，丢手绢，轻轻地把它扔在小朋友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这支手绢将会落在谁的后面，除了那个小朋友，它的名字叫“亚泰”。“潜规则”，楼世芳施施然说：“只是小朋友还嫩，侬不晓得罢了”。
争论“行规”VS“法律”这么清纯的问题在中国足球已显得庸俗不堪，问题在于中国足球为什么总是一次又一次绽开规章的底裤，逼迫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