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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龙须沟
春天，龙潭路丙三号，中国足协那幢灰色小楼还是发生了些变化，除了阎世铎OUT谢亚龙IN的物是人非，还有乌鸦。是的，是那群乌鸦又飞回到门前那两棵歪脖子树桠。
据每天坚守足协门口的“狗仔队长”秦云观察，乌鸦们早在2001年十强赛前就飞走了，但经历光辉的“出线”，不久前又飞回来了，适逢中国足球又一次最低谷。那群乌鸦和那两根乌鸦树曾经我们的渲染成为中国足球霉运的标志，他们的出现，是一种恐怖主义图腾。
风水不好！每逢中国足球溃败有人就会对着门前的树桠啐一口唾沫，这使人常常以为足协是否在豢养墨西哥“驼羊”（一种喜欢吐唾液的羊）。
促使我恍然间想到乌鸦及乌鸦树的原因，是因为我看到一篇“足协酝酿搬家换风水”的新闻，点击率奇高，大意是：新任足协掌门人谢亚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将中国足协从那幢小破楼搬到南四环的大红门去，不仅使众官员们能不过得那么逼仄，而且还一举换掉坏风水。事实上这不是一件新闻，因为搬家早在2003年初就作为工作计划定下来了，和谢亚龙入主足协没什么瓜葛，比如新闻办的董华和程卫早就在那里按揭下了住宅，未雨绸缪“就近上班”之原则。
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新闻，它的有趣在于，用无限可能的方式解释了中国足球的无限不可能，让我们在走投无路的时候还保存一丝想象力。它肯定好过于另外一种形式的报道，比如说在中国足球如此萎顿时，比如说在首届中超冠军健力宝队完败A3时，我的同行马德兴老师大声疾呼“不要再骂中国足球了，多探讨点技战术才是中国足球的出路”等等，并斥责我这种人为“惟恐天下不乱”。
我承认自己那种永远高瞻远瞩不起来的评论人，我长期的工作苦恼在于始终无法从技战术来“一滴水看太阳”找出中国足球落后的原因，在中国队、深圳队落败时，我只能得出以下偏执的类比：谁还在冒充大尾巴狼写中国队的技战术评论，就等于面对一群有智障的人正儿八经地选举“三楼楼长”。真比疯子还要疯子。
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所以我觉得中国足协带领中国足球走了这么多年霉运，一定和门前的乌鸦及乌鸦树有关，凡去过龙潭路丙三号的记者会感觉到，中国足协那条晦涩悠长的通道直叫人身上要长绿毛。那天徐明和张海去看望阎世铎，吓了一跳，很早就被奉为“上师”的张海说：“主席，这地方真的待不得了，邪乎！”
“搬家”是必然之举，在我们无法从正常思维找出中国足球的原因时，只能从风水角度来揣测，一个人失败不可怕，一个人经常失败也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就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奇迹般的概率要么适合去买六盒彩票，要么就得看看风水了。
说到风水，老北京城讲究“东富西贵南穷北贱”，虽然现在不提倡这个了，但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所处的这片地方历史上确实属于穷山恶水，老舍先生当年的《龙须沟》写的就是这儿，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晚上常常听到狼叫。后来才改为“龙潭湖”这个漂亮名字，但依然让人心中一悚。我的疑问是，为什么“龙须沟”的体育总局能培养出100多块奥运金牌，“龙须沟”的中国足协却经年运衰呢？
中国足球处在一个极度诡异的时刻，也就是理性常常被非理性战胜，浅显的常识也会被人践踏，比如说最近我在和人争论，争论的话题竟然是“中国足球是不是一个烂摊子”、“外行能不能管理内行”、“中国足球的体制应不应该改革”、“中国联赛的市场是否崩溃”等等。我觉得再这样下去我会被弄疯的，因为这么1、2、3、4的问题居然也拿来争论足以证明这就是一个疯狂的时刻，我的一个哥们儿是刑侦队搞测谎仪的，他说“测谎仪这玩意当不得真，不能当作法律凭证，因为如果你一直重复问被测者一个常识性问题，大约在100次以后被测者就会前言不搭后语 ，真理成为谎言，谎言成为真理，太阳也会从西边出来”。
我想，关于中国足球，关于A3联赛，关于新任掌门人谢亚龙，关于马德兴老师的《公开信》，我们正在经历一次次谎言和测谎，很多常识性东西重复争论一千遍后正在被扭曲、误读，何况风水这么玄奥的呢？
智慧在民间，真正的高手不是像我和马老师这样的唾液四溅者，也许就像古龙写的，“小巷深处那个卖馄饨的驼背老头才是高手，一抬起腰，精光湛然，漫天飞雪般的暗器让你感到绝望”……说到风水，有个网友评：“迁到八宝山吧，最好的风水当然在八宝山，那里住了多少打过胜仗的革命老前辈啊”。
谨以此风水文章作为一篇关于中国足协和A3联赛的球评，愿搬到大红门后，中国足球风生水起上风上水而不是丧风丧水，否则，连我们最后一层想像和解释的空间都没有了。
春天里漏响的一枚爆竹
与其说阎世铎下课是春天里第一声惊雷，不如说它是刚过去的年三十放爆竹漏响的那一枚，然后在大年初九下午很无厘头地炸响。吓人一跳，却了无新意。
（）
“春梦了无痕”，阎世铎下课早不是新闻，不过是官场一个老套游戏罢了，就像我们在世俗生活里通常看到的——把A县弄成烂摊子后，平调至B县，继续升帐坐堂，继续“威武”“肃静”。前足管中心主任阎世铎时任训练局局长、党委副书记，威武肃静得很哪。
我这么说不是要对阎世铎穷追猛打，我只是认为这不过是中国体育政治领域里一次平庸的人事变动，它对未来中国足球并没有什么影响，至少现在找不到证据看到希望。过去的15年里，我曾经历年维泗、王俊生、阎世铎三重更迭，但年维泗没有改变中国足球，王俊生没有改变中国足球，阎世铎没有改变中国足球，历史反而像尽那个过年的王小二，所以谢亚龙也改变不了中国足球。如果一个人的到来能改变世界，那他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星爷从一本破书上学来的“如来神掌”！
这不是一个天真的时代，尤其在政治上，我们已饱经沧桑。
如果一定要说它有什么良好的效果，那就是阎世铎终于得到解脱，球迷终于出了一口鸟气，社会上终于少了一个在春晚上砸出“4000、4500”的大忽悠了 。昨晚冒昧给阎府打去宅电，阎世铎夫人接的电话，语气中尽露解脱之意，“以前的事情不用提了，还说它干嘛！”在阎世铎急流漩涡的4年10个月中，他的家人一定尽感嶙峋，离开中国足协就是离开地狱，阎府上下“欢迎离开地狱”。
善莫大焉！
如果爱一个人，就送他去当中国足协主席；如果恨一个人，就送他去当中国足协主席。现在，一个叫“谢亚龙”的人又被送去当中国足协主席了，我之所以要说“又”，是因为13年来的时光流转，4个人的反复更迭，已让我们产生了时空错觉，王俊生与年潍泗没什么不一样，阎世铎与王俊生没什么不一样，或者，他长得要清新一些？能够婉转有趣的说出“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这样的问题？
在这样一个体制之下，你真以为“开封府有个包青天”吗？如果群众体育司的谢亚龙真能够提升足球的群众普及程度，为什么政策法规司出身的阎世铎任期内会出那么多违法乱纪的事情！
所以，曾作为伍绍祖秘书的谢亚龙接替曾作为袁伟民秘书的阎世铎，究其背景是一样的——总局不是派谢亚龙对阎世铎拨乱反正的，而是派他来打扫卫生的，打扫一下4年10个月来被弄得满地狼籍的残败景象的，无为而治，无疾而终，如此而已。
这样一个残花败柳般的中国足球不是始于阎世铎而是始于体制与大环境，阎世铎所做的只是让它更残败更委琐更极致的不可救药，谢亚龙之行不是来向体制宣战的——至少在2008北京奥运之前不是，所以阎世铎犯下的错误他一样可能犯下，阎世铎建不成的功绩他一样可能建不成。
谢亚龙1个月前接受《中国青年报》的采访成为人们急速了解他唯一的途径，他那个“孙悟空的产权是谁的”观点看上去很开明，他对“金牌产权”的解析甚至有悖当今总局盛行的主流观念，这让人似乎看到一丝足球改革的曙光，然而再开明的人也不可能脱离其政治背景行事，我相信硕士学位的谢亚龙先生不至于像工农兵大学出身的阎世铎一样武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