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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也不会回来的另一半。生命对于我没有了丰富和多彩的素材，剩下的仅仅是一种为了守望而守望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究竟能坚持多久？无非是受更多的痛苦和煎熬，疯癫和死亡是迟早的事情，那所受的这一切又是何必？
我甚至有些紧张和兴奋，不知道即将面临的是什么？是死亡还是新生？最后竟然变成了一种期盼，期盼着那种“执行”的迅速到来。我突然觉得这也许就是我最后清醒的夜晚，我必须要留下点什么！我拿出霆的照片，端详着、亲吻着、酝酿着，我知道时间很快就会过去，天一亮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所以我决定写一首诗。记得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很反对我的诗。因为我喜欢中国古典的格律诗，而老师一再强调，新青年要写新诗，可我却依然我行我素，对格律诗情有独钟，坚持到底。因为我觉得这也许是我最后的机会了，所以变得格外激动。护士小姐来寻房的时候，我跟她借圆珠笔用一下。她竟然答应了，但是要求我把写的东西让她看一看。我拒绝了，我说这是一个秘密，一个不属于我们人间的秘密。护士小姐倒也没有太勉强，问了一下大概情况，很高兴地对我说：“这是你入院以来第一次讲话，也许是个好的开始，希望你能敞开心扉，配合医生的治疗，早日康复。”我微笑着感谢她，让她感觉她完全可以放心地把我自己留在这里，不用这样眼对鼻子地监视着我。她好像明白我的意思，知趣地走开了。我迫不及待地在床头柜上写下了这首诗，甚至还没有来得及修改，天就亮了：
浣溪幽兰空芬芳，馥郁翠璞自调荣，
有情何须常相守？但以清桂代年华。
穹庐牛郎织女恨，东海后翌断魂崖，
世间无限有情事，满眼无奈卧凉沙。
道是有情终须有，奈何余桃断袖衾，
紫石街上约旧友，闲话颦起青黛稍。
笑见霜凝青丝鬓，难觅清华旧绢裘，
驭麟跨虹天菁远，泪落入伴油雨霄。
犹恐晨啾嘘欢梦，无以聊解思卿愁，
踏露寻径剜春笋，再以琼浆醉我楼。
天亮了，一切都复苏了。这种“执行”也终于降临了。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姓徐的大夫。他一大早就来到我的病床前，嘱咐护士为我量体温、血压和脉搏。然后拿着我的一大堆检查结果、化验单局和透视样片一边翻动，一边让护士给我皮下注射了一针药物。我有些开始紧张了，但已经没有退路，索性把心一横，坦然地把自己的未来交付给那冥冥之中从未轻易露面的宿命之神。就要开始治疗了。徐大夫亲自为我检查了一遍，确认我周身没有皮带、领扣等尖锐物品，然后就让我躺到治疗台上。奇怪的是他竟然在我背后两个肩胛骨之间放上了一个很硬的灌了沙子的枕垫。然后还把一个缠着厚厚的纱布的压舌板让我象狗叼骨头一样地咬住。然后把旁边一个和电话机差不多大的机器上的两个和修理收音机用的电烙铁一样的电极在一小缸生理盐水里浸泡了一下。几个身体很强壮的小伙子按住我的四肢和下巴，这时我真的有些惶恐和害怕了。徐大夫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没关系，别怕害，很安全的。不用紧张，越紧张就越不好了。放松，一会儿你就会睡得特别好，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然后他就调好了电流，在我两边的太阳｜穴上猛地一击。我感觉到一种类似灼烧或者刺痛的感觉，还来不及分辨的情况下，心脏猛地跳动了几下，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我看见好几个人在我床前看着我。我四处看看，才知道是在医院，而且是一间只有一张床位的观察病房。其他的，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感觉到刚才真的是从一个死寂的梦境中醒来，那里什么都没有，连黑暗都没有，完全就是没有经历过的一段空白。我认不得床前的人，不记得任何事情，甚至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我只感觉到头痛发晕，口干舌燥，很想呕吐。我想坐起来，却发现我好象刚刚跑完一个很长的越野赛一样，全身一点力气也没有，所有的肌肉和骨骼都酸痛难忍。我尝试了两次，都没坐起来，后来是别人扶我坐起来了。当然，我还享用了一顿很丰盛的营养美餐。那天下午，我就是在这种没有记忆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好像一个没有历史和记忆的新生儿，坦然而新奇地面对这个世界。晚上，我睡得很安稳、很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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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徐大夫通知我中午接受治疗，这样我就可以自己单独在病房里待一个上午了。我一个人站在病房窗户的边上，看着病区外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小杂货摊子。有一个穿着非常土气的中年男子，在守着那个摊子。天气好冷，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棉大衣，戴着一副黑色的手套，手里拿着一个柳条编成的大簸箕，迎着风簸着很多种分装在不同位置上的口味迥异的瓜子。他的神态特别认真，一点点簸，一点点择，一点点装。似乎每做一次重复性的工作，他就会特别心满意足地看着自己簸干净的瓜子，犹如画家注视着自己倾注了全部心血最得意的油画作品一样。中午有两个人来看望我，我看这其中的那个女孩子很面熟，却一时怎么也想不起来她是谁了。她哭了，哭得很伤心。后来我才想起来，她是马红芳，但是我却仍然没有表现什么。更着他一起来的那个既高大又英俊的男孩子，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他是谁了，但是我却可以肯定她绝对不是马红芳的男朋友。也许是张新面孔？我没理会太多，却慢慢回忆起霆的死和我的入院。
中午我又作了那种治疗。傍晚醒来的时候，却看见中午来看我的那两个人在我的床前，医生护士却不见踪迹了。马红芳哭泣着，那个大男孩也在哭泣。我惊奇地看着他们的哀伤，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却仍然只是想要呕吐。等我俯身在痰盂里吐尽了几乎最后一口绿色的胃液和胆汁之后，几乎快要虚脱了。徐大夫来了，在马红芳和那个大男孩的一在恳求下，徐大夫却无动于衷，还是倔强地将他们赶出了病房。剩下我自己，躺在床上发呆，盯着雪白一片的天花板，保持着自己头脑里的一片空白，根本就是无意识的发呆，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用去想，仅仅是发呆而已。每天在做治疗之前，我就可以回忆起一些事情来，但都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段和场面。但是我的情绪却明显的好转了许多，因为没有记忆，所以就没有了痛苦和忧伤。我开始说话，并且还合同病房的病友嘻嘻哈哈开玩笑。虽然如此，但是我仍然经常会对床头柜里的那两本影集产生浓厚的兴趣。我看着里面我和另外一个很漂亮的男孩子在很多地方的留影，实在是有些似曾相识、却又无从记起的感觉。就这样过了三四天的光景，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让这一切都改变了。
那也是一个下午，我从睡梦中清醒过来，看到马红芳和每天都跟他一起来的那个大男孩。我已经可以记住他们了，但是却对以前的事情没什么很全面的回忆。看见我醒来，那个大男孩好像很高兴似的，她让马红芳给我一些可以记起他的提示。马红芳着才对我说这个大男孩叫王炜健，曾经是一名依仗兵，贵州人。退伍后自己来到北京寻找发展机会，现在在一家模特公司供职。据马红芳说他曾经和马红芳的男朋友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也自称是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那种人。马红芳就谈起我是她的老板，也是这种只对男孩子“感兴趣”的人，而且有自己的爱人，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于是王炜健就很感兴趣，几次要求马红芳带他跟我和霆见个面，所以在后来的一次偶然的机会里，他在马红芳的介绍下，在酒吧里见过我和霆。并且非常崇敬和赞叹我和霆的爱情。他是在听马红芳说起我们现在的遭遇之后特地来看望我的，希望我能振作起来。
整整一个下午，在马红芳的提示下，我的记忆开始恢复，我再一次开始痛苦和悲伤。但是我理解马红芳。在她看来，我的精神失常一直以来就是没有思维和记忆，所以医生的治疗对我并没有什么太大改善。我听马红芳说，中午的时候，他们在治疗室外面看见了我接受治疗的过程，他们说简直是惨绝人寰、灭绝人性的虐待。他们说我声嘶力竭地大喊了一声之后把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