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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仁宗嘉庆二十四年（一八一九），又降回到五品，打入冷宫，听任他们去搞符箓祈禳了！
于是，可怜的张天师，开始潦倒了！他们的服食导引、斋醮科仪……一切一切都引不起皇帝的兴趣和重视了！到了民国成立，张天师更是被遗忘了！天师所享的特权，也愈来愈少了！他似乎颇为怀念那帝王时代的日子，所以民国六年，张勋复辟的消息一传来，张天师便赶紧兼程就道，“晋京讨封”。倒霉的是，他还未得到好处，复辟就失败了。七月十号，在丰台地方，跟封建余孽雷震春、梁敦彦、张镇芳等一起被讨逆军抓起来，饱受一阵虚惊。
流年不利的张天师，只好又回到了民间，被民间奉为祈雨大师。在二十三年（一九三四）七月二十号的上海《新闻报》上，我们还可以看到那年上海天旱时，沪上名流王一亭等的奉请张天师来“登坛斋祷”。那时的张天师，若回想到当年他的列祖列宗们披黄巾的流风和烧佛殿的余韵，他真要感慨系之了！
大陆撤退来台的张天师是第六十三代的张天师，他到台湾后，据前面《徽信新闻》的报道：“政府为体恤其忠贞，曾由主管全国宗教业务的内政部，每年编列……预算，作为天师府的津贴费用，……月支四千元新台币。”
内政部主管单位这个举动，是我最不能了解的。因为我丝毫不认为国库里的钱，有这样“月支”的必要，这个举动明明是开时代的倒车：第一、所谓“张天师”，是连专制帝王都不屑承认的名目，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糊里糊涂的承认了；第二、所谓“天师府”，是连专制时代的帝王都不准设立的“府”，可是民主时代的内政部却莫名其妙的设立了；第三、所谓“体恤其忠贞”，试问大陆来台的同胞谁的“忠贞”不值得“体恤”？拿另外的“忠贞”的同胞的税捐来。“体恤”另外“忠贞”的教主，这是什么逻辑？
第四、所谓“预算”、“津贴”，不管是占总预算里多么微小的一部分，也不能乱编乱给。在开明的现代化的民主政治里。没有理由用国库的钱来养一个宗教偶像，“宪法”第十三条中明定“人民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却没有明定“人民有赡养教主的义务”。
第五、张天师“天”生其材，必有其用，他也有独立的人格，他该有自力谋生的能力与职业。自力谋生之余，登坛作法，炼汞烧丹，克绍祖裘，广被群生，都随他的便。总之，他不该打着祖传的招牌，四体不勤，白吃白喝。
上面五个理由之中的每一个，都足以证明内政部“月支四千元”的举动是一个愚昧的、落伍的、开时代倒车的举动。并且，这也不是爱护天师保障宗教的好法子！这种“津贴法”，是藐视六十三代天师的人格，是看轻这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宗教！
并且，更值得考虑的是，内政部主管单位这种举动，乃是违背了“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主管单位的先生们何不读读历史，查查民国十六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到江西后革去张天师位号的那一进步措施，那是何等开明、何等现代化的气象？那时候谁会想到，二十年下来，内政部竟跑到台湾，在同一“天师问题”上，开了这么大的倒车！这不是违背“国民革命的历史传统”是什么？
这个“天师问题”乍看起来，是一个芝麻大的小问题，是个每年四万八千块预算的小问题，但是它所引伸出来的意义却并不小。因为在模式上，它是与“孔圣问题”、“孟子问题”、“曾子问题”、“活佛问题”等完完全全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一个花公家钱、吃祖宗饭的问题。
试看“孔圣问题”。试问孔德成的“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每年花了我们老百姓多少钱？试问孔夫子可敬，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难道还要敬他的子孙不成？敬他的子孙也罢，可是一敬要敬到他的七十六代重重重重孙子的孙子，这就未免有点那个吧？敬也可以，可是没有理由不让他自食其力，没有理由让他白吃祖宗饭，没有理由让老百姓们来分担他祖宗牌位的重量和牌位下的这位又白又胖的重孙子！在某些职务上（保管四库全书除外），孔德成先生有独立谋生的能力，并且有维持“大成至圣先师奉把官府”的能力，他何苦来抓住这份“津贴”不放？台大教授、师大教授、国大代表、总统府资政。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主任委员，这些荣于华衷的职务难道还不够他的？他又何苦来再沾祖宗的光？
沾个不停？孔德成先生之有今日，依他自己后天努力固然很多，但是靠他祖宗先生荫庇也委实不少，孔夫子说得好：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孔德成先生若能想想他老祖宗的话，他该知道他可以“知‘止’”了，他似乎该和张天师一样，也可以歇歇了！
我妄想有那么一天，中国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靠祖宗吃饭的人。穿过一个学历史的人的透视，我不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妄想。历史上，多少“父死子荫”的类似局面，如今倒了；多少“传宗接代”的世袭皇朝，如今也倒了。历史的事实可以证明，任何“万事一系”的美梦到头来都将归于一场迷梦。在迷梦未醒之前，时代的倒车，回光的返照，只能显示靠祖宗吃饭者的悲哀——那没有独立人格的悲哀！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十八日
（后记）这篇文章原登在《文星》六十九期（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台北出版）。关于张天师在明清以来失宠的情形，有两段小文献：
一、清人王世祯《池北偶谈》卷二：〔明穆宗〕隆庆中，江西守臣言：“张氏职名赐印，不载典制，宜永裁革。”诏革去“真人”之号，以为上清观提点。〔神宗〕万历初，复之。相沿至今，无厘正者，使与衍圣公，公然位列何哉？
二、清人采蘅子《虫鸣漫录》卷一：张真人于〔清仁宗〕嘉庆十年（一八0五）入觐。时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验，镌级。
先是上意革除道教，因每岁端阳，大内各宫殿正梁，均有黄绮朱符，乃真人遣神将所悬；其尤异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皆悬符，不知其从何而来，至初五日亥正，则俱杳矣！有此灵迹，遂贬而不革。祷雨不应，盖不敢违天也！
二十 十三年和十三月
一个小孩子，在十三年来慢慢长大，在十二个月里快速的投射他的力量，使台湾文化界有一点小小的波澜——这是我二十六年来所收割的一个“奇遇”。一些朋友对我这个“奇遇”感到兴趣，我也愿意在目前这种流言满天下的时候做一次自剖，好教人知道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子如何在台湾受教育、如何在制式教育底下做了叛徒、如何在苦闷里奋斗挣扎、如何向他的读者们呈露他自己的真面目。这是一个自传性的故事，我最好从十三年前开始。
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上海撤退前不久，我家搬到台湾。
那时候我十四岁。在战乱中，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来得及领，却进了两次初一（最初在北平市立第四中学，只读了一个多月，就逃难了；到了上海，改入市立缉规中学，读了不满一学期，又再逃难；到台湾后，我跳班考进省立台中第一中学初中二年级，读到高二完了，高三上念了十几天，就因痛恶中学教育制度的斲丧性灵，自愿休学在家。我父亲是民国十五年（一九二六）在北京大学毕业的，充分具备着北大那种“老子不管儿子”的自由精神，他随我的便，轻松他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
我父亲当时正是第一中学国文科主任，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
于是我蹲在家里，在我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里，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一九五四年暑假，我以同等学力的资格考进台湾大学法律系司法组，读了不到一年，又不想念了，乃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