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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前，我个人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充员官，蹑手蹑脚的、呆头呆脑的，跑到这个名将辈出的野战部队来，当时我的心里充满了惶惑与忐忑，板板六十四，不知如何是好，过去十几年耍笔杆的生活，对我简直有如隔世。哦清楚的知道在今后一年的服役期间里，我要“从戎投笔”，要好好耍一阵枪杆——当然不是耍花枪！
以一个毫无战场经验的青年文人，统率着三十多位百战沙场的老兵和年轻力壮的小战士，这真是一种微妙的配合。但是既然官拜兵器排排长，只好勉为其难了！
晚上，一个老头儿托梦给我，向我耳语说：“古之欲带兵者，不可不知为将之道。”真怪，这老头儿是谁呢？长长的胡子很像我爷爷，可是我爷爷只拿过刀子，从未摸过枪杆，更别提六韬三略了。但是者头儿懂得兵法的又有谁呢？我想来想去，终于想到那个指使张良捡鞋的黄石公。对了，一定是他！他老子儿自知他的“兵法”早已被时代淘汰了，除了我们这些学历史的，很少再有人翻他的老账了，所以他才不顾时空的阻隔，特地来开导本人一番。
第二天一早，我便向连长请假，跑到书店里，去寻找“为将之道”的书。李德哈达的《战略论》与带兵无关；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又太深了。选来选去，找到一本文森豪威尔的传记。当我读到艾森豪威尔统率有史以来最大的军队，所直接指挥的不过只是三个人的时候，我不禁把大腿一拍，啃然叹曰：“为将之道，尽于是矣！”
我匆匆忙忙跑回来，立刻召见排附一员，七五炮组长一员，六0炮组长一员，面授分层负责之“义”，拍肩捏臂，勖勉有加。日子久了，他们对我的“江湖气”也有点折服。排中的一位“反共义士”对我说：“讲带兵，排长的经验太差了。但是你能用一种慷慨的劲儿来待人，这就对了。阿兵哥最需要这个，我们是干干脆脆的人，我们喜欢你的但白直爽，你把你的真面目给了我们，这是你最大的成功。”
但是我曾问我自己，我真的成功了么？我有点儿惭愧，我觉得我付出的太少，收回的却大多。在我退伍的头天晚上。“官长部”和“士兵部”都分别款待我，觥筹交错，礼物云集。派克笔、领带夹、外岛特产、战士玉照……我有生以来从未收到这么多的东西。这使我深感不安，因为他们每位都花了四分之一的月饷！这是我＝十五年来所不易看到的热情，“悲歌慷慨之士”在我出身的“高等学府”里，已经是教科书上的名词。教育好像是一架冷冻机，接近它的时间愈久，人就变得愈冷淡，太多的理智恰像泰戈尔形容的无柄刀子，也许很实际很有用，但是太不可爱了！不过在军队里，我却不难看到这种有古任侠风的“悲歌慷慨之上”，我喜欢和他们吸烟痛饮，也高兴和他们争吵狂欢。我失掉了我自己，有多少次，我和他们融化在一起，我也学习着粗犷与质朴、感染着刻苦与天真，但我恨我学不到他们的膂力，也学不到那孤注一掷的豪迈胸怀。
我的一个重要班底——七五炮组的组长，河北人，是个标准的燕赵之士，他虽不能说是力能扛鼎，可是只手扛起个大水缸却绝无问题。我常常笑他生不逢时，若在古代，他保险可以考取武状元。他的枪法与角力，全连没有他的敌手。有一次他连赢三次摔跤，我以他为本排增光，买双喜烟重重赏他。他那天真开心，当众大谈从军史，最后向阿兵哥们指着我说：“头一次上战场没有不害怕的，我们的排长你们平时看他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可是他若上战场，前面砰啪枪一响，他后面噗嗤屎就来了！”大家笑得直不起腰来，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一年军旅的生活快近尾声的时候，第九期的预备军官也分到部队里来了。他们听说第四连有位第八期的老大哥小有名气，特地纷纷来”朝拜“，我也以地头蛇的姿态分别予以接见，只要他们：肯在福利社掏钱会账，我一年来的心得和洋相都可搬出来。我送给他们的”定场诗“是：
“生公说法鬼神听”，
卿当敬我我怜卿，
若想从容带阿兵，
先读本人“排长经”。
在“排长经”里面，我告诉他们如何替一些老兵写信、如何讲故事、如何当地雷教官、如何做天下最小的司令——卫兵司令。如何善保本排长的光荣纪录——前瞻训练炮操冠军……
一年的学习与磨练虽然使我不再是个毫无经验的小少尉，但我知道我个人距离那种模范军官的标准还遥远得很。团长问我一年来的感想，我答道：“阿兵哥看我是老百姓；老百姓看我是阿兵哥。”我并不是谦虚的人，我说这话并没有谦虚的成分，因为我深知我在这一年来，经历虽多，可惜有资而不深；贡献虽有，只获二功而无过，开创不足，守成勉强，大错不犯，小错不断，这些平庸的成绩是不合标准军官的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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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地球一阵乱转，三百六十多天又过去了。我带着一种莫可名状的心情，登上了回程的军舰。人在船上，船在海上，可是我知道我的心在什么地方。那里度过我一年多的青春，那里有火热的笑脸，有强悍的男人味道，有泥土，有汗斑，有风涛海浪，更有那多少个跳动的心，在使我缅怀回想。
早春时节，我又回到学校里来，满地的杜鹃仍旧热烈的开放，但是我却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也接触不到一个熟悉的回声。校园里一批批的是些新的同学、新的情侣、过去的老同窗老情人都已高飞远扬。但我已放弃了自怜的习惯，我想到我那段刀光枪影的排长生涯，它带给我不少生命的酵素，使我有足够的活力去面对未来的日子。
原登在一九六一年四月三日台北《中华日报》副刊
现在依原稿稍做改订，一九六三年十月八日
十六 修改“医师法”与废止中医
堂堂“中华民国”的“医师法”，是一部要不得的“医师法”！
这部“医师法”，本是一部乱拼杂凑的法律，它形成于十九年前（民国三十二年）的九月二十二号。五年以后（民国三十七年）的十二月二十八号，做过一次修正，可是只改了三个字。其他一切照样施行、照样贻害社会！
最近，听说立法院又要修改“医师法”了，站在一个小百姓的立场，我们不能不关心修改的情况，因为今天从事修改的人，正是六年七个月前通过议案，请政府设立“中医学校”
和“中国医药研究机构”的人！他们为历史留下的那次违背时代潮流的纪录，在我们小百姓脑袋里还记忆犹新，我们怎么能不关切他们在修改“医师法”时，会不会又闹一次笑话？
为了了解现在的“医师法”如何要不得，我们不得不迫溯一下“医师法”是怎么来的。
“医师法”的历史背景
中国人对于疾病的观念本来就是充满迷信色彩的，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神仙赐的，所以着要病好，也非得求神问卜不可，而求神间卜的法子，则莫过于祷告。所以周武王病了，他的弟弟周公要祷告一阵；孔夫子病了，他的学生子路要祷告一阵。换句话说，能祷告就等于能治病，祷告是“巫‘’的责任；治病是”医“的专职，”巫医“连称，向来是不分家的。
历史上传说神农、黄帝对于医药的贡献，根本全是鬼话。中国医术比较可考的起源是在殷朝，值得称为鼻祖的是“巫彭”和“巫咸”。（楚辞中七次提到他们，后来的儒者如王逸、颜师古都以为“巫咸”是一个人，完全错了！）从这个人开始，算为中国医术奠定了千古不拔的基础———个巫医不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几千年来，中国医术就一直走不上科学的正路。至多只有医术，根本称不上医“学”。
但是，有一件妙事是，中国历代都有披着“革新医术”的外衣的人出现，这种人总觉得他能振衰起敝，刷新二代医术，给病人带来光芒。
从殷朝的皇帝祖甲开始，就是这种“中医救星”的来临。，祖甲表面上好像取消了卜疾的迷信，但是他所信奉的药物却又完全被玄学笼罩着，根本还在迷信圈里讨生活。后来的扁鹊又是救星式的人物，他宣言“信巫不信医不治”的话，可是他所信的“医”是什么？还不是诗张为幻的玄谈！从扁鹊以降，中国历史上代有名医：如淳于意、张机、华忙、王叔和、皇甫谧、葛洪、褚澄、陶弘景、徐之才、巢元方、孙思邈、钱乙、张元素、罗知悌、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