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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十来个青年学生正在游行示威。日军赶来了，对峙了片刻，无情的枪声便压倒了呐喊，激愤被子弹击得粉碎。枪声骤然炸响，其狰狞可怖超乎想象。学生们反而怔住了，说不清他们的表情究竟是震惊还是木讷，随后的反应各异，有的掉头就跑，有的仍不知所措，还有的奋不顾身地向前冲。子弹擦着路面迸发出急促的火花，树叶纷纷坠落；跳弹尖啸着扑向人群，扑上前的学生栽倒了。比枪声还凄厉的惨叫滑过凝滞的天空，瘦弱的身躯扑倒在地，赤子之血染红了大地母亲的胸膛。站前广场尸体横陈，再无一人，只有紫黑的血迹溅在树木和电线杆上，一摊一摊地淤积在马路上，空气中弥漫着雾一样的血腥味道。县城的人们都忘记了哭泣，躲在家里发抖，手捂着心口说：“太年轻了，可都是孩子啊。”
死难者都是赵成永的同学，县中的学生。如果不是父亲先一步赶到城里，赵成永也许成了枪下鬼。父子俩做了短暂的交锋，父亲讥讽道：“切，敢情你是国家栋梁？”
儿子振臂高呼：“打倒小日本！”
父亲扯住儿子的衣服，说：“咱有家有业，有房子有地，折腾不起。”
儿子想挣脱，说：“誓死不做亡国奴！”
父亲又说：“这江山谁来坐都无所谓。”
儿子跳着说：“社稷不保，匹夫有责！”
父亲大怒，抽了儿子一记耳光，说：“好，先打死你这个匹夫！”
赵成永被父亲拽走了，或者说被一步一步地打回老虎窝了。赵成永百般无奈，又不得不对老子俯首贴耳。对于他而言，国家的概念毕竟抽象，父亲才是真实具体的，也就是说爹比国家重要。他灰溜溜的不敢回头，愧对同学投来的鄙夷的目光。赵成永回了老虎窝，躲在家里核对帐目，这是父亲特意交办的。赵前辞退了姓田的帐房先生，说以后就由三子记帐吧。赵成永心灰意冷，希望去做一个茧蛹，严严实实地把自己包裹起来。赵成永现在住在西屋，原来是老金太太的房间，和他同一铺炕睡觉是的成昌、成和兄弟。父亲和二妈韩氏在对面的房间住，而四妹金菊一直和母亲住在一起。随着天气转冷，屋子里凉冰冰的。赵成永陷入了无休止的自责之中，僵冻得快要窒息了。白天，伏在八仙桌旁看那些无聊的帐目，巨大的家产丝毫没有打动他。夜晚根本无法入眠，整夜整夜地聆听窗外的风声雨声或者火车声，从冰冷的肌骨里感受那些声音。小四、小五的睡相越来越难忍受了，要么老是翻身，要么老说梦话，可他不忍碰醒弟弟。夜复一夜，赵成永听梦呓里面咬牙切齿，听房梁上的老鼠四下走动。闭上眼，就能看见那些欲哭无泪的面孔，他感觉那些灵魂在头上不停地盘旋，而且以一种质问的目光久久地逼视着他。父亲心明眼亮，向儿子灌输说：“别胡思乱想，管他谁当权呢，咱过咱的日子！”
令赵成永无法想象的是，在一个结冰的早晨，衣衫褴褛的戴潘蹀进了日军驻地。日本人不计前嫌，让戴潘感激涕零，河本大佐甚至亲昵地拍了拍他的肩，给予他的待遇是加官进爵。戴潘也曾烦恼过、惶惑过，而现在释然了，投敌变节的也不止他一个，连张海鹏、吉兴、于芷山等达官显贵都投靠关东军了。变节没什么不好，有吃有穿又安全，最重要的是能活命，再说家里还有老婆孩子，老婆孩子比国家民族重要百倍。国家和民族都是虚的，只有他自己才是真的。戴潘心想：也许有人背后骂我是汉奸，骂就骂吧，我不在乎！这国家没我什么事儿，我原来连个七品芝麻官都够不上，小小的顺民而已。国家的事其实与我并不相干，为什么还要自作多情呢？还是老老实实做顺民吧，谁当主子我都是顺民。
戴潘的投靠极具连锁反应，原有的警察全部倒向了占领者一边。戴潘和兄弟们推心置腹，满嘴新词：“跟着日本人干错不了，日满一家亲嘛。”
第十九章（5）
日本人很有韬略，不乏招降纳叛的手段。日本人给大家吃了安心丸，只要现在不乱说乱动，一概既往不咎，原有的官员、警察继续留用，起码是官复原职。在日本人眼里，局势迅速稳定下来了，日本国旗高扬在县政府上空。临近乡镇得到了控制，煤矿被轻而易举地接收了。矿工们事先商量好了以罢工来抵制日寇，在知情知底的矿警备队的刺刀之下，抵抗变得不堪一击。虽然每个征服者，都将快感和优越感集于一身，但日本人还算是忍耐克制的，很少和老百姓直接接触，“军纪”比原来的东北边防军还要好。随着严冬的到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进驻了煤矿，很快地连发电厂、车站、电报局、银行乃至学校都有日本人的身影，小城的经济命脉彻底易手了。设在安城的官银分号被接管，亚细亚煤油公司等英资美资公司受到了限制，苏联人开的秋林商店则关门大吉。有戴潘之流的协助，日本人无孔不入，挨家挨户统计粮栈、油榨作坊、烧锅铺子，粮食油料统统纳入视线。各矿井重新掘进，奉海支线铁路车声隆隆，热电厂恢复发电，银行钱庄重新营业，大街小巷依旧人来人往，做买卖的摆摊的杂耍的一派喧嚣。老百姓开始安稳起来，生活的确还在按照固有的节奏和轨迹前进，除了刺眼的膏药旗和无处不在东洋话而外，所有的一切仿佛真的都不曾改变。隆冬里，发电厂的大烟筒释放出水蒸汽，腾空而起的水蒸汽迅速凝结成纷纷扬扬的雪花。人工制造的雪花染白了电厂附近，连路边的柳树也不失时机地结满了晶莹剔透的雾凇。
看样子，占领军有理由松一口气儿了。
第二十章（1）
9月20号这天是农历八月初九，夜晚的天空一钩弯月，星斗稀疏，清凉的月光遮盖了浩瀚的银河。松花江北岸吉林龙潭山的营区淹没在黑夜之中，营区周围的高粱地黑黢黢一片，伴着时隐时现的涛声和吟唱不已的蛐蛐声，教导队官兵进入了梦乡。突然，刺耳的电话铃响起，王宝林一个激灵从炕上滚落，话筒里嗡嗡的杂音很嘈杂，但还是清晰地听到了命令。王宝林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冲着电话机大喊：“什么？喂喂，你说什么？”
上峰的指令确凿无疑，王宝林叹了一口气，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针刚好指在十点一刻上，他喊来副官和卫兵：“紧急集合！”
急促的集合号响起，营区里一派嘈杂，学员们纷纷跃起边着装边往外跑。转眼间，各个小队喊着口令完成列队报数，军官们赶来把目光投向了大队长。王宝林命令道：“快去库房领武器，准备撤退。”在下属转身之际，他跟着补充一句：“不打背包了！”
在杂杳纷纭的呵斥叫骂声里，有人跑来请示：“锅带不带了？”
“废话！不带，”王宝林训斥：“重武器不拿了，动作要快！”
夜幕里传来“咕咚咕咚”的闷响，七手八脚的士兵拆卸平射炮等重武器，将带不走的东西统统抛到了井中。慌里慌张的部队刚开出了营区不久，身后船营方向就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副官悄声问：“长官，那边开打了，那咱们？”
王宝林没吭声，反而加快了脚步。队伍离吉林越来越远了，教导队的学员们满腹疑窦，边行军边心里头嘀咕：“这是去哪儿呀？”
九月的夜空深邃，仿佛只让人倾听和呼吸。一弯新月斜挂天际，给清凉的旷野以及远山镀上了一层温润的银白。接近成熟的高粱和大豆，在子夜的风中摇曳，透出隐隐的馥郁。四百来人的队伍拖出老远，在月光下迤逦成灰色的小溪，无声无息地流淌。不时有士兵掉队，军官要向磨蹭的士兵的屁股上踹上一脚，惊飞了树林里的鸟儿，扑啦啦地发出惊叫，愈发增添了山野的宁静。拂晓时，一身露水草屑的王宝林和他的教导队来到了吉林北的乌拉街，部队在此小街外面的破庙宿营。
整整一天，队伍源源不断地开进乌拉街，寂寥的古镇热闹起来，犹如数百年前那样刀枪蔽日。士兵们议论纷纷，谣言四起。王宝林坐不住了，便吆喝起卫兵去小街转了转。乌拉街是座古城，有许多破烂的老房子和苍老的榆树。心事重重的王宝林攀上荒草没膝的残墙，林木苍郁的远山默然不语，眼前流动的松花江缓缓无声，他踯躅于土台之上，气塞胸臆郁闷之极。卫兵跟在他身后十来步的地方跟随，看见长官长吁短叹的样子，卫兵不知道说什么好。残阳西坠，天地间一片殷红，初秋的风穿过山谷，飒飒袭来掀动了衣襟。黄昏笼罩了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