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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我站起来，回头看了看。看见我的一个邻居正从街对面跑过来，手上还拿着电话。我的视线突然变得模糊，倒在了地上。
“她还好吗？”
“警察马上就到了。”
“哎呀，天哪，到底怎么回事？”
我想回答她的问题，但我全身正在不受控制地发抖，我呼吸急促，连眼睛都看不清楚了。艾玛蹭着我的脸，用她温暖的舌头舔着我的脸。有人把它拉开了。然后，一个女人说：“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安妮，我叫安妮。”
“好的，安妮，马上就会有人来了，你要坚持住。”
警笛声。穿制服的人。有人给我盖了一床毯子。我断断续续地回答着他们的问题。
“一个男人……黑衣服……白色面包车。”
更多的警笛声，然后是穿不同制服的人。
“哪里疼，安妮？”
“努力深呼吸。”
“我们要固定你的脖子。”
“你能告诉我们你的生日是哪天吗？”
有人把手放在我身上，用手指摸着我的腰。有人大喊着一、二、三。我被放在了担架上，还系上了安全带，我听出其中一个人的声音。
“她是我外甥女，让我进去。”然后，我看到瓦尔小姨正忧心忡忡地看着我。我抓住她的手，号啕大哭。
小姨陪我来到了医院。
“安妮，你会没事的。马克已经给你妈妈打电话了，她会来医院找我们，马克把艾玛先带去我们家了。”这以后的事情，我就不记得了，只感觉到车开得很快，小姨一直握着我的手。
在医院，我又开始高度紧张——太多的人在叫着，小孩子们哭着，灯光太亮了，护士们问的问题太多了——他们把我留在观察室，等医生来给我做检查，我能看见警察正在走廊和护士还有小姨谈话。
我开始数天花板上瓷砖的块数。一个护士走进来，让我用力捏她的手，然后，她又测量了我的血压，检查了我的瞳孔。我还继续数着。
最后，医生终于来了，他又问了我同样的问题，我还是接着数。他们带我去照X光，我就数那里机器的数量。他们把我带回病房，警察又来问我问题——那男人穿着什么，他有多高，那面包车是什么牌子——我数得更快了。突然，一个高个子男护士走进来，他抓住我的胳膊，我开始尖叫。
医生让大家都离开病房，他让一个护士去把急救组的人立刻叫来。我闭上眼睛，数着自己猛烈的心跳，听着他们的说话声。有人给我打了一针。他们还在继续说着什么，我什么都听不清。有人把手搭在我手腕上，数着我的脉搏。我也和他一起数着。
我听到有人从走廊跑过来的声音，然后是妈妈的说话声，我没有理会，还在数着。
一、二、三……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妈妈和瓦尔小姨正坐在窗户边，背对着我，小声说话。
“马克正开车带我去拿体检报告，我们看到一堆人。她就躺在那里……”小姨摇摇头。“我好不容易才挤进去。几分钟不到，记者就来了，一定是看到了救护车。你看，现在外面还有好多记者。”
妈妈说：“你跟他们说什么了？”
“记者？我什么都没说，我担心安妮，但马克可能回答了他们几个问题。”
“马克？”妈妈叹了口气，“瓦尔，同那些人说话的时候可要小心。你都不知道……”
我清了清嗓子，她们转过身看着我。我开始哭起来。
妈妈跑过来，抱住我。我靠在她肩膀上抽泣着。
“我好害怕，妈妈，好害怕。”
等到医生再来的时候，我已经冷静下来。我没有骨折，但全身都有淤青和擦伤，更别提要命的头疼了。医生说，我已经从痛苦和恐惧进入了震惊的状态。废话。
他们最担心的是我撞到太阳穴，这可能引起脑部损伤，所以，他们希望我能够住一晚留院观察。急救小组还希望第二天早上再对我检查一次。一整晚，每隔几个钟头，就会有一个护士进来叫醒我，看我有没有出现脑震荡的症状，我反正也几乎没睡，走廊里每一个脚步声都让我紧张，每一次大一点儿的声响都让我惊慌。有时候，我就看着睡在旁边小床上的妈妈，数着她的呼吸。
上一次住院的经历告诉我，不合作的态度只会让自己住得更久，所以，当第二天早上急救小组来检查我的情绪是否稳定时，我非常配合他们。他们最想知道的是，如果我出院了，会不会得到相应的照顾。我告诉他们，我正在定期看心理医生，他们又给了我一些心理热线电话号码和一些互助小组的名称。
他们认为，我的情绪已经稳定了，可以跟警察谈话了，我也尽量去回答警察的问题——没有，我没有看到他的脸；没有，我没有看到车牌号码；没有，我不知道到底是谁想绑架我。
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对我进行二十四小时保护，但没有，他们说，最多只能派人时不时巡查一下，再就是帮我安装一个与警察局直接连通的报警装置。他们让我走到哪里都要带着手机，并且要注意路边停着的面包车。废话！要“注意周边的环境”，在他们进行调查期间要尽量继续正常的生活。什么生活？难道这就是我的生活？
医生说，我可以出院了，但在未来二十四小时里，一定要有人照看我。妈妈坚持要带我回她家，我惊魂未定，全身又酸又痛，立刻就表示反对。妈妈只好带我回了我自己的家，她一整天都陪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给我拿冰块来敷身上淤青的地方，还给我泡茶喝。我并不介意她的这种过度关心。
后来，马克叔叔把艾玛带过来，妈妈甚至让艾玛进了屋，要它“好好保护安妮”。而它也照做了。虽然马克叔叔照顾了它一整天，但它还是不怎么亲近他，有一点点动静就开始乱叫，妈妈一走进房间它也大吼大叫。韦恩只好离它远远的，让它慢慢冷静下来。
那天晚上，妈妈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就像我小时候一样，但我没有睡着。过了几个钟头，我还是睡不着，便拿着手机悄悄爬进了客厅里的柜子，艾玛紧紧跟在我后面。在所有的警察中，我只想同盖瑞谈谈，他却是我差点被劫持那天唯一一个没有出现的人，第二天他也没有来。我在医院的时候就想见他，他们说，他又出城了。我躲在柜子里，想给他打电话，但电话直接转到了语音留言。
我全身都痛，缩在柜子里，这一次，就算是躲在柜子里，我还是觉得不安全，我满脑子都在想，我以后还会有安全的一天吗？最后，我终于睡着了，在噩梦中，还看到那辆白色的面包车朝我追来。
我刚回来的时候，经常会去克莱顿瀑布区警察局辨认疑犯照片，几个月过去了，我看了成千上万坏人的照片，却还是没有找到那个变态，我很灰心。警察让那个变态尸体的照片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电视和报纸上，甚至还出现在皇家骑警的网站上，“寻找无名尸源”，但在我来看，那就是一张死人的照片。见鬼，就算那照片上能看出他的模样，估计也很难找到他，他的隐蔽工作做得太好了。
警察发现，那小屋和周围的地是在我被绑架前的几个月有人用现金买下的，但找不到任何的证据证明这位买家的身份——他没有银行卡信息，没有驾驶执照，什么都没有。那变态一定是用了假的身份证。他甚至还用这个假的身份去银行开了账户，来支付房产税，银行的工作人员却没有一个人记得他。
之前的房主从来没有见过这位买家，是克莱顿瀑布区的几个律师处理了整个买卖的过程。唯一需要那位买家做的事就是签一个名，律师也是蠢到了家，完全说不出那买家到底长什么样。他说，他那个月处理了六十单生意，实在不记得了，我怀疑他根本没查看买家的身份证件。
我在大街上差点被劫持之后几天，盖瑞终于给我打电话了。我后来搬去妈妈家里住了。他告诉我，警察已经在我家装好了防盗报警装置，他说，他很抱歉没有早点给我电话。他在北边的一个钓鱼场查案子，只能通过无线电和外面联络。我们讨论了发生的一切，然后他又问了我关于那张该死的照片的事。我告诉他，我还是没有想起来它原本是放在哪里的，他叹了一口气，不再继续问了。他说，因为那变态跟踪过我，所以，他们原本以为他应该是本地人，但现在，他认为他可能是外地的，住在旅馆里，然后每天开车来克莱顿瀑布区跟踪我。
“上个月，我每个周末都在查案子，我把那尸体的照片给方圆一小时车程内的每家宾馆和旅馆的工作人员都看过了。”盖瑞说。克莱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