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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叫罗琳……她去打电话了。”
“让她打完。”我轻声说。我的喉咙因为尖叫已经哑了，而注射的各种药物更是让我口干舌燥，“能不能帮我拿点水？”
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最好还是找个护士来。”说完他就出去了，那些药的药力又上来了，还没等他们回来，我又睡着了。
医院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医生和护士对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又是摸又是戳，而这些地方是你平常绝对不会让陌生人去碰的。我住在医院的第一天，就至少发作了两次惊恐症。他们给了我一些镇定的药，晚上又给我一些药，我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像是喝醉了酒，之后，又继续给了我一些缓解恶心的药。这家医院很小，所以，来给我送药的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护士，她总是用温柔的声音叫我亲爱的。每一次，我都觉得很别扭，很想让她别那么叫了，但我说不出口，只好她一来就把头转到一边。她在离开病房之前，她都会用她温暖的手摸摸我的胳膊，捏捏我的手指。
我住院的第二天，情绪平稳了一些，盖瑞告诉我，警察正在分析我在审讯时说的话，然后再决定要不要起诉我。
“起诉我？为什么？”
“毕竟你杀了人，安妮。无论当时是怎样的状况，我们都有一些程序必须要走。”
“你会逮捕我吗？”
“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起诉你，但我有责任告诉你现在的状况。”一开始，我很害怕，我责怪自己当初怎么没有找个律师，但当我看着盖瑞涨红的脸颊时，我意识到，他其实更加尴尬。
“嗯，如果警察决定起诉我，那大家都会觉得警察是一群愚蠢的混蛋吧。”
盖瑞笑着说：“你说得太对了。”
他又开始问我关于那变态的问题，当我抬起手去挠脖子的痒时，我发现，脖子上的项链没有了。
盖瑞说：“你进来的时候医生把它取下来了。你出院的时候会还给你的，现在和你的个人物品放在一起。”
“项链不是我的。是他给我的。他说，那是他给另外一个女孩子买的。”
“什么另外的女孩？你为什么之前没有说过？”
他这突如其来的责问让我有点儿伤心，我说：“我已经习惯戴着它了，我忘了。如果不是你们没完没了地问那么多问题，可能我不会忘记告诉你们。再说，你可能没有注意到，但我之前实在有点儿忙。”我举起手，把手臂上还在输液的针头给他看。
他平静下来，说：“对不起，你说得对，安妮。我们问了你很多尖锐的问题，但你一定要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们，这很重要。”
接下来的几天，我告诉了他我所知道的关于那变态的一切——包括他的母亲、他的父亲，还有那个直升机女飞行员。盖瑞经常会打断我的讲述，提出一些问题，有时候他全身都绷得紧紧的，他会朝我靠过来，但他会小心地保持平静的语气，他会让我按照自己的节奏讲完整个故事。当我讲起那变态对我的强奸、对我的各种惩罚时，他会一边做记录，一边攥紧手中的笔，却能时刻保持冷静的表情。有一半时间，我简直不敢看他，只好盯着墙壁，数墙上的裂缝，我列举着那变态对我的各种虐待，就像在列举一份来自地狱的清单。
妈妈坚持要在盖瑞询问我的时候待在我旁边，她会时不时让继父去买杯咖啡。每次韦恩出去的时候，他脸上如释重负的表情我简直见所未见。如果盖瑞在问我什么事情的时候，我犹豫了哪怕是一秒钟，妈妈就会马上跳起来，说我看上去很累了，或是说我脸色苍白，建议我们赶紧叫医生来，我觉得，她才是那个脸色苍白的人，尤其是当我说起那变态强奸我的情形时。她还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不断帮我把被子掖紧。我说的那些事情越是可怕，她就把被子掖得越紧，好像是想把所有糟糕的经历都捂在里面。我不喜欢这样的关心，但我知道，她听到我的这些经历，一定感觉很无助，管它呢，如果这能让她好过一点儿，那就随她吧……再说，我也没有力气反抗她。
我住院的第三天，盖瑞告诉我，小屋特殊的设计让警察们相信了我的话，而且他还肯定，他们应该不会对我提起任何诉讼。戴安最近都没有来，盖瑞说她已经回到克莱顿瀑布区，去处理调查其他的案件了。
盖瑞让我把同样的事情讲述一遍又一遍时，我努力保持着自己的耐心，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没有确认那变态的身份。在他手上，没有采集到指纹。他们提取了他的DNA，但盖瑞说，光有DNA没用，必须还有要比照的样本，而他们在系统里没有找到任何相关可以比照的记录。那变态的尸体在炎热的铁皮工棚里放了几天，脸上已经很难看了，他们只好画了一张素描画，输入电脑系统，也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当我问起有没有通过他的牙印查医疗记录时，盖瑞说，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果。甚至是那辆面包车也没有起到作用。车是偷来的，车牌是从另一辆车上偷来的，偷车的地点是当地一家商场的停车场，停车场里没有监控摄像头。
“你觉得我们能找出他是谁吗？”有一天，我问，“能找出他曾经伤害过的那个女孩子是谁吗？”
“你所记得的一切都能帮到我们。”
我坐起来，直直地盯着他的脸：“不要跟我说这些警察的官腔，我想知道你怎么想。你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老实说，我不知道，安妮，但是，我会尽我一切所能，帮你找到答案。你应该知道答案。”他的眼中流露出一种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坚定与热情，“我们谈话的时候，如果你妈妈能够离开，我的工作会容易得多。你觉得可以吗？”
“可以，我也觉得很难在她面前谈这些。”
妈妈回来了，身上一股香烟的味道，盖瑞对她说：“罗琳，我觉得最好还是由我来单独问安妮。”
她握着我的手：“安妮需要家人陪着。”
“妈妈，你已经很难过了，”我握紧她的手，“我没事的。”
她来来回回地看着盖瑞和我。
“如果你想这样就这样吧，安妮小熊，我会和韦恩坐在外面，你有事就叫我们。”
接下来的几天，不是盖瑞在问我各种问题，就是医生在我身上到处乱戳，除此之外，我的记忆一片模糊。因为我脱水，再加上别的症状，不能离开医院，我已经很烦了。而我在警察局的突然晕倒和我对医院的抗拒态度让医生们担心，怕我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危险，他们希望让我留院观察。经过几晚的噩梦和盖瑞的问题所触发的又一次惊恐症后，他们开始给我加大了用药的剂量。我时而兴奋，时而迷糊，越来越难分辨梦境与现实。我听到婴儿的哭声，就以为是他们找到了我的女儿。有时，我醒来的时候看见旁边站着的医生，我会惊恐万分地以为他是那变态，一把把他推开。我最后一点点的自我控制能力在药物的作用下消失不见，我又重新生活在了无限的恐惧之中。
在这些没完没了的问题、妈妈的过度保护和医生滥用药物的情况下，卢克和我尴尬地见面了。克里斯蒂娜当时正在地中海的一艘游轮上，得以逃过这一劫。瓦尔小姨也来过了，送来一束巨大的鲜花，但妈妈只让她待了十五分钟，说了几句话，就对她说我需要休息了。实际上，我发现瓦尔小姨比平常善解人意多了，她甚至还问我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她帮我带，不过，她肯定是说了什么惹妈妈生气的话，因为我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了，直到后来回到家，才又看到她。
我在医院住到第八天，妈妈和韦恩回了克莱顿瀑布区——宾馆的费用太高了。他们走了以后，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让妈妈、警察和医生决定什么对我是最好的。现在，我要自己做决定。
第二天早上，护士准备给我喂药的时候，我阻止了她。护士叫来医生，医生表示，要么我把药吃下去，要么我同意去看心理医生。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愿意去看心理医生，但到了这个时候，只要能从医院出去，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这家医院真的很小，他们没有精神科，也没有心理医生，所以，他们找来了一个很年轻的心理医生，像是刚刚从学校毕业的学生。虽然他的问题都很荒谬，但我还是让自己认真地回答，还时不时挤出几滴眼泪，让他不至于认为我表现得太好。实际上，我宁愿从烧滚的热炭上面走过去，也不会告诉这家伙我的真实感受。
医生不让我看报纸，我已经无聊得快要疯了。盖瑞来找我问话的时候，开始给我带一些时尚杂志，大概是怕我把火气撒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