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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醉酒，飘飘欲仙之后便是加倍的头疼、恶心和清醒。
我无法摆脱罪恶感，用任何理论也无法去污，这就是为什么在有条件的国家里人们要借助吸毒使自己无所顾忌。故意使你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些一本正经的道德君子和实干家们就一定比用放荡的方式逃避现实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我只是想说，我是个世俗观念很强的人。我很在乎面子、名利以及在别人眼中的价值。我不想从年轻时就鬼混一生。我不是亿万富翁颓废的继承者，我的野心和自尊使我不甘沦落，我要有我的那一席之地。我没有可供挥霍的资本，我必须像个初到一个大城市的穷光蛋在新社会里一点点积聚起自己的财富。
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我决意告别放荡的生活不是出于顿悟、悔过，仅是一贯的自私个性必定使然。
这不是个浪子回头的故事。
我不再接许立宇的电话，对吴建新也敬而远之，一切吃喝玩乐的邀请敬谢不敏。事实证明，这个决定是我一生中若干重要决定中最正确的一个。仅仅过了两个月，“严打”便开始了。吴建新由于群奸群宿、集体淫乱被作为一个流氓团伙的主犯逮捕了，很快他的名字便出现在大街小巷张贴的刘云峰——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署名的打红勾的布告上。
我抽身及时，仅仅受到吴建新一案的办案人员的讯问。证实了吴建新和几个姑娘的关系，并检讨了自己生活不检点，恋爱观不正确的错误，博得了公安人员的粲然一笑。
就是在那年，我辞去了公职。
九
转眼几年过去，时间到了八十年代后期。我在自己钻营的领域干得很出色，成了一流的通俗小说作家。我同时写言情和侦探两类小说，前一类为我带来了广泛的名声和不菲的收入。在一般人眼里，我已经成了成功的象征。
这期间，我换了几拨朋友，最后稳定在由一些和我经历相仿，现在又同在写字谋生的朋友组成的小圈子中。
我的谈吐、举止以及气质与过去迥然不同，见过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多么温文尔雅。这种气质上的变化甚或使一些不了解我的人怀疑我的作品的真实性。
这期间，我的国家也日趋繁荣，很多人都不明不白地发了财，人们形容富裕不再以“万元”做标定单位。为了方便人们携款外出，国家发行了百元大钞。出租车已经在京城里成了灾，“打的”不再是奢侈的壮举，而是数种代步方式较为便捷的一种。你很少看到再有哪个出租车司机摆出高人一等的架式，更多的是听到他们抱怨：活累、辛苦、受警察气，甚至要冒生命危险。如果说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仍高于普通的工薪阶层，但那数字已不是令人目眩咋舌的，他们已从令人嫉妒、想往的高度跌落了下来。
那天，我在一个饭店请几个有一饭之恩的外地朋友，吃完饭出来，在门口叫车。先开过来的几辆车的司机听说我去的地方不远，便恳告我，他们排了半天队了，如果拉我再到任何饭店都要从头排队，这样他们的定额就很难完成。他们让我到队尾去叫刚到的车。
我便往队尾走，从饭店门口到路口排了不下二三十辆车，车内的司机有趴在方向盘上看报的，有仰在座椅上睡觉的，还有开着车门互相聊天的，队尾的一帮司机凑在一起抽烟，互相打闹。这时，我看到其中一个人眼睛一亮如同砂堆中的玻璃片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我认出他是许立宇。
许爷黑了，黑得有些发黄，人胖了一圈，但不显得结实。他还穿着那身西服，只是没打领带，西服很旧了，灰蒙蒙的像他的肤色一样黯淡无光，膝盖和膊肘处布满皱褶。他的眉宇间有疲惫、忧戚之色，这使他的双目显得很混浊，很无神。
他看到我后并不显得特别热情，仅微微一笑，眼中似乎还有几分嘲讽。他向我伸出只手，摇着我的手说：“好久不见啊。”
“好久。”我用力握握他的手。
“要车么？”
“是。”我点点头。
他的“雪铁龙”也像他的西服一样旧了，车身和玻璃上落满灰尘，前日下雨，还溅了一些干泥点，当年那么时髦的样式现在夹在那些崭新的“沃尔沃”“尼桑”车中活像个寒碜的嬉皮士跻身于衣冠楚楚的绅士行列。
坐在他的车中可以听到马达轰鸣时噼叭作响像国产洗衣机发出的噪音。
我有个预感，他知道我现在的成就，可他一句不问。我问他的近况时，他只是简短地回答：“还那样儿，老样子。”
我感到尴尬，无话可说，便没话找话，问他这车包一个月要多少钱？他反问我：“你要包么？”
“不不，”我说，“我的有些朋友需要包车，我可以介绍他们找你。”
“我这车已经给人包着呢。今天没事，出来拉几趟。”
我转而问他结婚没有？他说没呢。我主动告诉他我已结婚，并有了孩子。他嗯嗯哼哼听着，眼睛盯着前方全神贯注驾驶。
遇上红灯，我们在路口停下，我看到路边那间他第一次请我们吃饭的法国餐馆。这间当年名噪一时的高级餐馆在这几年雨后春笋般出现的豪华饭店和粤菜馆中变得默默无闻了，门口甚至摆出招揽路人的特价菜牌，用廉价的套餐吸引顾客。到了目的地，我掏出车钱给他，他问我要开票么？我说不用。我给他留了我的新地址和电话，让他“没事找我玩去。”他说他还是老电话“没变”。然后招招手把车开走了。
我想他不会给我打电话的，而我早已忘了他原来的电话号码。
十
邢肃宁是那种徐娘半老但精力反而更加旺盛，精神总是处于亢奋状态的女干将。我是在多年前的一次饭局上认识她的，仅聊了几句，便被她慨然引为知己。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待人接物有一股丈夫气，极豪爽极热情，作风硬朗，虽然有时给人一种强制性赠与的感觉。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忙的。这些年总是以一种冲刺速度在交际在创业在破产在上窜下跳。月余不见，便不知她是什么身份。我手里她的五花八门的名片足可开一个小型的私人收藏展。我想和她联络时，常常看着一大片电话号码为难，不知哪个是她现在使用的。我国沿海的每一个特区新兴建时，她都去创过业，亲手创办了数不清的公司、交流中心、工贸大厦和文化城。她在北京有一家颇具特色的云南菜馆，在那儿你可以遇见形形色色的社会名流：气功大师、沙漠旅行家、颓废画家、摇滚歌，以及政府 高官影视红星大小记者使馆官员还有我这样的写字师傅。她经常打电话令我去见“一个人”，都是她认为我应当一见的，对我大有用处的人，每个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甚至在她那儿重新认识了我的一些熟人。我们在她那儿吃饭、喝酒、互相恭维。而她则周旋其间，为我们寻找共同感兴趣的话题，设想各种携手合作的可能。她有一种本能，一种不可遏制的本能，即：不能容忍有作为的人互不相识。我们一些常到她菜馆闲聚的食客暗地里送了她一个谑称： 侃姐儿。
那天，我奉侃姐之召赶赴她的餐馆，一见面她便携着我手引入雅座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一会儿让你见一个人，太好了这个人，对你太有用了。”
我素知侃姐脾性，也不多问，笑吟吟地坐在一边饮茶等饭。侃姐的厨子那是第一流的，据说给龙云做过饭。
雅座间已坐了一些半熟脸的各路贤士，正在和侃姐起劲地谈论法国奶酪。我听了一会儿才听明白，原来侃姐准备把法国最好的奶酪引入中国人的餐桌，现在正办这件事呢。
侃姐道：“什么汉堡包、皮扎饼那都不行，哄小孩的玩艺儿。真正讲究就应该吃奶酪，营养又好，口味又正。要论西餐，美国人怎么能和法国人比呢？”
有位见多识广的电影编剧赞同侃姐的观点，提到他在一位外国人家中品尝到的进口奶酪的口感和咬头，口涎满嘴，津津有味。
侃姐断然批驳：“那不正宗！你没见过真正的法国奶酪——这就觉得满足了？那编剧申辩：”是法国的么，我看到那上面贴着法文商标。“
侃姐同情地望着他：“那是人家蒙你老外呢。法国奶酪也分好几等呢。真正正宗名牌的每盎司比金子还贵，在法国也都是上等人才能品尝的，能让你像吃猪油似地大口啃么？”
“肯定不可能。”其他人也纷纷附和，“就像我们，也犯不上拿茅台招待外国人，‘二锅头’他们已经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