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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资的。在我的短短的经商过程中，最不堪回首的就是见人。本不是意趣相投，为了钱坐在一起，作相见恨晚状，说一些特别仗义的话，耗着，耗到大家没趣为止，临别还依依不舍，非对方远去，整个消失在夜色中，估计看不见了，才哑啦一声把自己的脸帘子落下来。每天夜里回家，我都在路上抽自个嘴巴子，问自己：你这是图什么？你混来混去混这么些年就是为了现在到处去装笑面虎，往酒囊饭袋那儿发展？过去我多好明，想见谁见谁，不想见的谁的账也不买，——就这么清高。抽完嘴巴子接着就是无限感伤。
最后，香港盛世长城广告公司被我们磕下来了，提出一个计划，接过我们所有剧目，由她们的客户广州宝洁公司出了一个四千万的广告盘子。彼时我已身心交瘁，这对我根本不是什么好消息，这不像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像买盒姻那么省事，从立项到签约到实施还有几乎看不到头的漫长过程，这意昧着这罪我还要继续受下这时我见到了郑小龙，他刚从美国回来，重新接手艺术中心，雄心勃勃，准备开“长青藤剧场”，我在西郊龙泉宾馆把宝洁公司这个广告意愿连同我们搞出的百十集电视剧本都对他私相授受了。这对“时事”和叶大鹰是一个背叛。我也顾不了那许多了。我甚至都没想过煽一把情，跟郑小龙托付托付，含着泪那种：中国电视剧就瞧你了。我只觉得把一“雷”顶他脑袋瓜上了。
第二天早晨，从龙泉宾馆溜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无比轻松，好像有那样的心声：什么大众文化建设，中国电视剧市场，让它们统统见鬼去吧！
至此，我和大众文化多年调情，互抛媚眼，也叫互相利用的关系正式结束了。大众文化的商业本质和处处在交易的特征老实讲狠不可爱。怀疑大众文化的意义，甚至认为它无意义，因而颓废，自我否定都是从这些小地方滋生的。干这个，要很坚强的人，或者有足够的贪婪。不好玩！这是我在其中摸爬滚打一番后的感受。
那之后，还有几次机会有朋友邀我去操作文化公司，资金有德国的，美国的，香港的，我一般都是先蠢蠢欲动，待再往下，进入操作阶段，便哆嗦，往事历历在目，于是半道开撤。使命感总是有的，那也不能拿生活做代价。钱也是爱的，但也不能为钱把自己卖了。有一点儿钱的好处就是，不舒服的钱，敢不挣。
我想我还是当看客吧。
8
九五年是中国文化界最后的狂欢。那一年，有多部国产电影卖到三、四千万的票房。李少红的《红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大鹰的《红樱桃》的上映都是当年的盛事。张艺谋拍得不怎么样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北京还卖了280万，不像九九年《我的父亲母亲》卖个百把十万就在大报小报上告捷了。电视剧有《我爱我家》《宰相刘罗锅》。电影界“第六代”作为一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尽管在国内还未有票房成功者，但大都在欧洲小电影节胡乱拿了一片奖。张元的《北京杂种》管虎的《头发乱了》；包括路学长正在拍的《长大成人》，当时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还有宁赢，当然她不算“第六代”，接连拍的《找乐》《民警故事》；还有周晓文的《二嫫》，正在筹备的《秦颂》；张元接下来的《儿子》；这一切已拍末拍将要拍的东西，尚未登堂入室，气氛已经哄动，也有满城春色。小说界也出了个“新生代”，南京的韩冬朱文，上海的须兰、张文旻，吉林的述平，湖南的何顿，北京的徐坤、邱华栋，都号称“六十年代出生”（据查也有个别五十年代出生的混迹其中）。中国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王干正在《钟山》及各种他的脚力所能到达之处为这批人大声鼓与呼，搞得各刊物一片手忙脚乱，纷纷拼凑人马，简单过一下脑子就开出菜单，“新状态”“新体验”什么的，名词是什么不重要，形容词是一日咬死的，连声喊“新”。“魔岩三杰”也是那年名声大噪的吧？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创作形势还算不得悲观，乐观主义者还可称之春水怒起，杂花生树。
悲观主义者的第一声不祥之蹄出自上海。老作家许杰临终前挣扎着艰难吐出五个字：摸拉尔姑娘。这是洋文“道德”的意思。据说这姑娘是“五四运动”时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来的，后来走丢了，老先生的意思还是给找回来。接着，《上海文学》组织了一批复旦和华师大的博士生做了一个研讨会，批评当今创作的“媚俗”倾向，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重建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发明权是属于王晓明还是张汝伦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很快这一讨论就开锅了，众声喧哗，能看得清嘴脸的只有匹马冲出阵前将手中狼牙棒舞得车轮也似的小将王彬彬，从他那开始，捉对儿厮杀，大家战个鼻青脸肿。我倒也不是说人身攻击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别绕了，我就是这意思，算不算攻击他可以自辩，冲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赞成他这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章作风，空谈理论如同打太极拳老百姓不知道你冲谁，以为您自个在那儿锻炼身体，点了名就清楚了，噢，原来是这位和这位掐。所以张汝伦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气，觉得好好一番高论被王彬彬搅了局，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人际冲突，我们老王家的孩子对这点都深有体会。
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学院中的中文教师们和他们的私淑弟子在讲话，作家大都是点一个名进来一个，夸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骂我，就站到你们的对立面，没被点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高兴放支冷箭。这个里面有正经做学问的，得过洋老师亲授，或隔着很远瞅见过，觉得洋老师有本事，愿意把洋老师的本事和自己的心得传给中国人长长见识的，就算是启蒙派吧。
还有一个救亡派，这大都是没放过洋的，一辈子窝在中国的大学里，做学问也没个正经学问，倒霉事儿一件没拉，上头起不上那些民国老人，下头这批留学归来的小的又踢着屁股撵上来，著作著作罕见，待遇待遇不高，每日胡编一些选集，虽有一群门下弟子环绕吹捧，自己心里明镜似的，还是不靠谱，净剩着急了。这些人对中国文人这些年先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制，后被市场经济所压，生存空间越来越窘固，感受最切肤，也不敢犯上，一腔怒火都喷向所谓市场经济大潮下兴起的拜金主义，具体到文学创作和影视作品就是“人文精神丧失”和“躲避崇高”，就有“媚俗说”“投降说”。
救亡派是以“精英”自溺的，所批判的方向，所说的去“媚”的那个“俗”和去“投”的那个“降”就是指当时泛滥的大众文化趣味。
人怎么可以不要精神呢？生活怎么可以没有理想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失去信仰怎么得了？这是救亡派文章的主要观点。在这场争论中，兄弟有幸成为救亡派的重点靶子，上述那些访问正是针对兄弟的作品所发。我被指为“灰色人生观”“消费人生”“嘲弄理想”“连孩子带脏水一起泼”。当然还要提到“痞子”，这是我的专有名称，那些激愤有余，讲不大清话，还要硬表个态的朴素的人文精神支持者说了这个词就可以得胜回朝了。痞子嘛，当然与精神无关。还有一些更朴素的，我是北京人，就扯到北京文化，说这块地方就是出“以坐稳了奴隶地位为乐”的人，讲“投降”时还提到“汉奸”，差不多直接说了这地方的文化中有当汉奸的基因种子。
我心里很清楚，在这场争论中我只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救亡派这一路的不满主要是对大众文化的现状不满，要救的也是大众文化这个“亡”，目标并不在我的创作，只是借题发挥，再没其他一个作家像我这样对大众文化介入这么深的，所以他们针对我在大众文化这一块发辉的影响和带来的后果讲话也显得言之有物。这也是我们搞批评时的一贯作风和不得已，只要不是做论文，就不能面面俱到，那等于讲不成话，要简洁，突出观点，惟有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过去也总以为批评家是作家的附庸，任务只是解释作家及其作品，这观念早就过时了，批评家像作家一样是独立的观点表达者，只不过作家是拿自己当素材，而批评家是拿作家当素材，都是观点在先，接着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材料。
救亡派们是大众文化的真正明白人。他们早就看出我搞的这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