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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说到除了感情之 外的道德理由，那我就认为这跟男女之间的关系已经无关了，很多人利用这个借口说别 的事。中国人很爱节外生枝，没有界限感，给他个借口，他就会天南地北地抡圆了说。 所以，既然有这样的社会氛围，再加上女人的天然倾向，女人写这类东西，往往一开始 就已经设计好了第三者没有好下场，有了这个才开始写。女性本身在这个问题上要求的 是一个单方面的明媒正娶的地位，第三者的地位并不是她甘心的，所以变成了女人与女 人的战争，男人夹在中间，作品最终要归到第三者没有好下场上。男的在这方面好像就 没有一致的态度，因为作品中的男人面临的问题是怎样为这种越轨的行为辩护，想办法 在妻子面前、进而也就是在观众面前社会面前使这个越轨显得合理，起码要让人同情或 多少有点理解。一般的作品往往写的是这样的男人，把这个东西弄成合情合理，这是人 性的弱点，最损了是人性弱点，他会在社会面前做出无奈的姿态： 我也没辙，谁让我是个人呢？！ 老侠：无奈的姿态的背后就是无辜的受指责。无奈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无辜。男人写 这类东西往往都要把他描写成一个有情有义有责任感的人，最次也要写成有责任感，他 对妻子已经一点感情没有了，他的感情完全被第三者占有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男人也 还要有责任感，妻子曾经为他付出过，还有客观上对无辜的孩子的伤害，所以他出于责 任还会去照顾妻子，甚至要写他不顾自己情人的感受，不惜伤害他们之间的爱去承担对 家庭的责任。所以他在离婚上犹犹豫豫的。男人写男人是自我怜爱、甚至自我美化。女 人写男人是自艾自怜，一种无辜受害的弱者形象。女人永远是弱者，需要爱怜和保护； 男人永远是强者，需要理解和美化。在这个问题上，男人写女人写，很少有把男人在这 种三角关系上的某些自私、无耻写充分，很少把人性中最黑暗的那点底兜出来。还是怜 惜自己，他可以没感情，但不能没有责任感。这种写法，就是总要给这种三角关系中加 进开脱的甚至美化的成分，而这恰恰是人本身的弱点，不分男女，比喜新厌旧还要虚伪 的弱点。而在生活中，无耻的男人太多了，中国的传统早就养成了中国男人想三妻四妾 的贪婪，贾平凹的《废都》、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顾城的《英凡》已经接近于赤裸 地赞美这种贪婪了。他是想两头都占着，既有稳定的家庭又有浪漫的情人，既有男性的 魅力又有道德责任感。 王朔：我觉得你讲的男人，要抽象点说他就是无耻，但在实际情况中，是他必须面 临的一个问题：责任与感情之间的纠缠不清。 老侠：谈到责任问题，我是说起码在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塑造的男人形象，从未写 到过三角关系中对妻子孩子板无耻极不负责任的。我不是说没有有责任感的男人，但是 不能只写这类有责任感的男人，而不写那类无耻的男人。两类人都有，在我个人的经验 中，无耻的男人居多，忍受无耻男人的女人居多。 王朔：这种事还真很难办。你写他有责任感就是伪善，他没责任感就是无耻。 真的，碰到这种事，又要在作品中写，很难将它极端化。那样他的性格没法弄，他 如果就是一混蛋，他就不值得你写了。他值得描写就在于他这种首尾两端站在中间。 所以好多东西他真的是宿命的，他也并不是你想的那种高尚，实际上他高尚不了， 已经没有了高尚的空间，没有了高尚的余地。在这种事情上，你要么自我克制，但那就 是反人性的，而从更苛刻的程度上完全的自我克制就什么也不是。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九一年我搬到那儿才知道姜文也住在那儿，马路对面。
九二年《动物凶猛》发表，我送了一本《收获》给姜文看。当时他正在争夺《红粉》，我在他家见到苏童。有两个导演说，不知道《动物凶猛》怎么拍成电影。有一个导演说，姜文拍不了这个东西。
记不太清在这之前还是在这之后，在刘晓庆家里见到文隽。姜文说这是个不错的香港人。他们正在合作拍《龙腾中国》。文隽是制片人。
在我家或他家经常谈起《动物凶猛》这小说。姜文东问西问，打听这小说的背景、原型，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处理某些事件。我拒绝做编剧。我刚刚写完大量小说和电视剧本，写作能力陷于瘫痪。尤其痛恨给有追求的导演做编剧，惨痛经历不堪回首。我无法帮助姜文把小说变为一个电影的思路，那些东西只能产生于他的头脑。
到今天我都认为电影导演应该自己写剧本。你要拍什么，怎么拍，自己先搞清楚，犯不着照死了折磨编剧，在编剧的尸体上提高自己。
接着他去美国拍《北京人在纽约》。次年回来要拍《我是你爸爸》。
在美国他打回几个电话，流露出要放弃拍《我是你爸爸》的意思。
九三年他从美国回来，开始写剧本，名字改为《阳光灿烂的日子》，非常印象的感觉。我去重庆饭店看他，已经有了剧组人员，制片主任、剧务什么的。房间里贴满了毛主席、林副主席、红卫兵们的照片。有一面墙贴的都是美丽少女和酷似姜文的半大小子的照片。
文隽从港台两地筹集了一些钱，国内一家公司出了一笔钱，三等分，凑成不大不小的投资规模。
剧本写了几个月，拿出来时比小说还长，大概七万多字。我学习了一下，知道电影剧本怎么写了。可叹我混了这么些年，确实有些时候是欺世盗名。
开了个座谈会，谈了些什么意见忘记了。
夏雨已经定了。还集中了一些混小子。让他们穿上军装，住进部队营房，与世隔绝每天看西哈努克访问全国，听毛主席语录、诗词歌。苏雷给他们讲了传统。
副导演们每天都去各中学、各部队大院找演员，普遍反映找不到印象中的男孩子女孩子。包括已经进组的孩子都觉得也不知哪儿有点不对。我印象中那时候我们都很漂亮、纯洁、健康。一个朋友还保存着一些那时候的照片，黑白的，135相机拍的，很小的那种。看了照片才发现印象错误，那时我们都不漂亮，又黑又瘦，眼神暗淡、偏执，如果算不上愚昧的话。我以为我们纯洁，其实何曾纯洁？所以找不着印象中的我们。现在城市中的孩子已没有那种眼神，不复存在那种劲头。那是农村少年的形象。尽管如此，我还是认定印象中的女孩子是真实的。其他人也这么认为。似乎现在的街头还能时而看到那样的清纯少女的身影一闪即过，所谓惊鸿一瞥。可是找来的一群，细细一看。又都不是。似乎那少女只在朦胧间是清晰的，努力去看，化脓化水化为俗物。可见此物难寻、珍稀，也许只是我们心灵的一个投影。
开机那天，按香港习俗，供了冷猪头、瓜果梨桃什么的，放了很多鞭炮，硝烟弥漫。那以后北京便禁放烟花爆竹。女演员仍未定，拜四方时三个姐儿都上去一字排开。有这等胸襟，我是自傀不如。
最后定了宁静。
之后他们拍戏，我混日子。冯小刚拍“老师”那场戏时我去101中看热闹。一遍又一遍，姜文、顾长卫拍得认真，我在一旁看得无聊。
因为无聊，我开始戒烟，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抽还是不抽！因为虚荣，我答应在戏中扮演一个角色。去芦沟桥拍第一场戏时我就开始后悔，大冬天北风呼啸拍夏天的戏。冻得我又流鼻涕又蹿稀，斯文扫地。
自行李是附近工厂工人们的。工会主席趁工人们在上班，让剧组用大卡车偷偷拉走。
拍完戏我坐在姜文和制片主任二勇的车上在河滩旷野上疾驶，远远只见一个汉子扬着手跑过来追车，可怜地扒着车窗往里看跟着车跑。他就是工会主席。拍戏用的几百辆自行车被砸坏不少，有的甚至被大卸八块，他没法向下班的工人们交代。第二场戏是在“莫斯科餐厅”。我有一句台词。开拍前我紧张得烟瘾大发，一个月的戒烟成果毁于一旦。喝了一整瓶干白葡萄酒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差不多被那群武警军官扔了整整一夜，不断地抛上天空，又掉下来。最后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了，有一次我掉下来，百十号人居然没有一个人伸手接一下。幸亏在落地前有个善人伸出一只脚，我掉在他脚上才幸免于难。在空中我无数次地问，问自己：你这是何苦呢？有意思吗？难道就不能安于当个观众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