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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我们只是在对巨大的抽象的事物表达热爱。这种语富用 在日常生活中，因为其巨大而显得可笑。 老侠：当代作家中，你是纯粹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的极少数之一，而且比较 成功。从当代口语中提炼文学语言非常困难，因为我们的当代语言已经被政治强暴得只 剩大话和空话了。但你却用一种民间的近乎油滑的智慧亵渎了这种红色的暴力的语言。 大话与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实际情感无关，而我们就只有这种大话。要么，我们全失语， 找不到表达的真实方法，要么，我们就开玩笑，把那些貌似崇高的东西作为笑话讲给别 人听。笑，特别是反讽式的幽默，很容易使庄严的面目在轻松的对话中威严扫地。在禁 忌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时，人是不会真正开心一笑的。严肃、板起面孔、黄土地般 的深沉……人们对你的小说感兴趣，与其说是你写了那些痞子，不如说是你那种近于政 治笑话、文化笑话的语言，有时在某个特定的场合这种笑话是扎人的，扎得特别狠，而 你明知它扎人却还要笑。 王朔：那时我觉得陆文夫的小说文字好看。前几年我又重看一遍，我发现如果拿掉 “文革”语言，他的小说文字其实很苍白，没法看了。你所说的刘白羽、杨朔他们在表 达感情时的腔调是夸张的，大多数人都这样。包括张承志的《黑骏马》也有这个问题， 表达夸张的情感大家驾轻就熟，甚至可以说有这个传统。 老侠：绝对是传统，看看汉大赋与古代的所有墓志铭以及各类封号，从根上我们就 是个大话空话的民族，“文革”只不过是这传统的登峰造极。不，我都不敢说“文革” 是登峰造极，因为这传统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说不定哪天它又火了起来，又弄出个比 “文革”还要“文革”的大话时代。我们现在的精英们就在用另一种腔调说大话，像张 承志的抵抗文学的那种大话，像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那种大话，像《刺秦》中 的那种大话，像李泽厚等人的中国文化将拯救人类的那种大话，不过是用舶来的词汇与 说法重新包装了一下。 王朔：现在我看到的一些文字在逐渐摆脱这类大话，但痕迹还是能看出来的。 后来的刘震云、池莉等新人出现后，大家都说他们的文字“白”，鸡毛蒜皮的事不 可能太大话。当然我认为刘震云的文字并不白，还是有一些韵味的。我想可以将后来的 文字分为两种：一种是感情外露的，很激情的，比如流行的报告文学。一种是平静的很 内向的，比如我觉得现在呢，王安忆的小说文字就不激情也不张扬，她的文字有分析的 味道，也挺好看，并不是简单地说事儿。五十年代那批作家，王蒙、张洁等还有一种战 斗性和锋芒所在。但其它如丛维熙、刘心武等，我有种感觉，作者有劲使不上。他们的 姿态很前倾，可是文字又帮不上忙。但谁知道呢？硬撑着写下去，没准儿就撞上了，老 树抽新枝什么的。 老侠：还得讲讲口语。你的北京口语不是地道的老北京，你们军队大院的孩子是属 于新北京。你们的腔调是京味的，“儿”化语音，但语言中的词汇都是政治化的，这些 年又加上了文化热的，大量的时髦词汇进入了。包括外国的时髦作家、诗人、理论家什 么的。你的口语是把政治的庄严和这些文化时尚一勺烩了，挨着个儿地亵渎，从“文革” 的理想崇高到尼采、萨特、弗洛伊德……你在各种对话中制造那种笑话情境，无论多严 肃的东西，一进去肯定让人发笑。那些小痞子四六不认，把知识界当时所尊奉的。从中 汲取资源的严肃的东西以玩笑的方式表达出来，你的这种文字尽管姿态很低，贴近具体 生活和边缘人物，但有种爱谁谁的目中无人。那些不断变换面孔，追逐时尚的文化人们， 抛弃了革命那一套。又拥抱舶来的各种主义各种腕儿，而你从“文革”开涮，一路涮到 知识界的最新偶像。 王朔：我不是成心要拿谁开涮，就是怎么感觉怎么写。口语的腔调是我在文字上走 头无路时的最后退路，再不用口语，我就没了语言，我就写不了小说，我童年的梦不就 白做了。为了写小说的梦想，我只能蒙着硬拿口语说事儿了。
第二十一篇 年轻一代的“身体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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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侠：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的文人还背靠着一种虚幻的光环，开始时，这 种虚幻的光环照耀的是先锋的导演。 小说家、歌手、理论家的叛逆和反抗，从《今天》文学到《黄土地》到崔健的歌。 你的小说，都沾了这种反叛之光。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大背景突出了或夸大了这些人 的反叛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是随着这种政治光环的黯淡及至消失，先锋失去了反衬， 叛逆失去了背景，大家一看，我们原来只是在说别人说过的话，我们无非就是苏联的 “解冻文学”，无非说着“五四”前辈们早已说过的话。于是大家都再也找不到立足点 了，有人就去寻根，有人就投入大众文化，有人就追逐西方的最新时尚。先锋导演们开 始归正，理论精英们也开始归正，小说家们基本无事可干了，就写些旧的感叹，比如苏 童的火与余秋雨的火是同样的。苏童是张爱玲极为拙劣的翻版，余秋雨是寻根文学，是 李泽厚的中国文化拯救人类说的通俗化，还有甚嚣尘上的本土化思潮，拿东方主义和西 方的殖民主义批判说事儿。 “文革”刚结束是中国文人的发情期，因发情太突然而不觉变态。如果有一天真的 自由了，可以不受限制地写作了，我们还能写些什么？那时才是真正的失语，连虚假的 大话都没有了。 一百多年的反叛，剩下的东西寥寥。港台的文化已经就是我们的明天了。 王朔：我印象中是有一种腔调，就经常说一个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写，把自 己等同于作品中的人物，我觉得他这种腔调这个意思并不是要你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自 我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他是要求你要高于你所描写的人物。我写东西从来没有过俯视我 的人物的态度。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宿命，并不是我摆弄玩的玩具，想拆就拆，想俯视就 俯视，有时，我反而觉得自己才应该是被俯视的。 老侠：当时，徐星他们的那路子与你的人物有共同的腔调，只不过他们是学来的， 是美国的《在路上》的腔调，你是自己硬写出来的，因为像你自己所说，要写东西你在 语言上没有别的选择了。 王朔：说实在的，徐星们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都是在这个路子上开始写作，他们那几篇东西，不能轻视，影响到现在。看得出来，很 多人都这样写，包括绵绵他们的小说，大城市中的，写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老侠：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的那种混不吝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抗争在。他们的这种混 不论的东西也有一种抗争在，二者有什么不同吗？比如你及徐星的那些小痞子，姜文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些“文革”中的孩子，与绵绵他们的那种感觉是同一个东西吗？ 是两个东西？还是一种延续？ 王朔：是一种延续，只不过他们的环境有点伪小康伪中产阶级的氛围，他们的那种 状态包括吸毒就更像西方的痞子文学，而不像我们那时的打仗斗殴偷东西弄女孩。但我 觉得虽然具体的环境有了些表面变化，但里面的东西没有变，是同属于年轻人的东西， 是一种本能的身体性的反抗或沉沦。颓唐，用你的话说就是“身体政治学”。 老侠：我们虽然没到法兰克富学派所批判的那种“富裕的疾病”、“喜气洋洋的灾 难”的份上，但表面上的灯红酒绿、私宅私车已经很像了，真能蒙住许多人，特别是老 外。 王朔：就算它是一张皮，也总算有了这张皮。问一句，你说贾平凹的语言是陕西口 语呢还是纯粹的白话？ 老侠：贾平凹的文字是一种特别混沌的东西，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是黄土地的浪漫情 怀。后来他想写城市，原来的美文用不上了，又没那种驾驭西北口语的能力。 如果一个作家无法摆平自己，提起笔来就只能是四不像。他的《废都》，在语言上 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用惯的土块子美文使不上，他把自己摆在哪儿？最后就有些《金瓶 梅》加《红楼梦》了。 王朔：你要这么说，我倒觉得尤其是贾平凹他们那种陕西的作家中，有一些跟古汉 语通着的东西。他的东西你看的时候，就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