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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错误 我的千岁寒 王朔-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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朔：《今天》的那批人在北京，有机会弄到这些书，你们外省就不一样了。 他们的‘优秀“和”影响“也沾点儿皇城的恩惠。 老侠：对。就是因为他们先占有了别人无法占有的思想艺术资源，这也是一种畸形 现象。后来，《今天》派浮出水面之后，受到官方刊物《诗刊》的承认，八十年代初 《诗刊》召开的青春诗会就有《今天》的几个诗人，北岛后来还进了作协的诗歌组，那 是全国诗歌评判的权威机构。而八十年代之后，《今天》的诗人们，已失去了创造力。 江河、杨炼跟着阿城寻根去了，北岛在八十年代就没写过好东西。唯一坚守自己的人是 芒克。他与北岛是《今天》的核心，最严峻的时刻只有他俩顶了过来。《今天》的文字 不仅在观点上，更在形式上突破了右派作家们的载道文学。 ”朦胧诗“在理论上的辩护者是”三个崛起“。八十年代北大的民间竞选是又一批 民间知识分子，他们成为中国民间知识分子祈求政治向合法化的方向走的最早试验。 后来这批人中留在国内的人又办了民间研究所。 王朔：我记得，那时文学上还有一路子，全景式的大报告文学。那时他们的势头非 常强，好像代表改革派的最后呼声。 老侠：八十年代的那种东西，咱不说它的观念是否现代，现在看来那种救世主的腔 调也有问题。特别是中央台制成了《河殇》的专题片后，解说词全是居高临下式的说教， 用朗诵式腔调字正腔圆地去念，给人的感觉像《圣经》的那种命令式的救世主姿态： ”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只要这种腔调出现，似乎念的东西就是真理，绝对 真理。这个传统来自夏青们的播音，一直到现在《焦点访谈》的主持人的教主式的面孔。 那时的文章，从文学到理论，大都是救世主腔调，人人都想当救世主，当教皇。在当时， 社会上有”四大青年导师’之称。当时的“寻根文学”、“黄土地”系列的电影，也有 这种俯视的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心态。 王朔：我对学院派特别感兴趣，它是铁板一块吗？放过洋的与没放过洋、国内读完 博士的是不是有一些区别？ 老侠：八十年代的知识群体没有明显的分化，八十年代初的民间群体与体制内群体 的区别，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基本上消失了，民间群体除了极特殊的人，大都进入了体制 内，都成了准官方的体制化的知识权力，但九十年代知识群体的分化特别明显。学院派 与幕僚派之外，还有脱离体制的个体文化人，这些人在经济上完全独立，你是作家中最 早的有影响的写作个体户。其他的如歌星、影星。但很快，这些人，包括你，又被整合 进亚文化体制内——即逐渐丰满成型的大众文化的商业运作体制。 王朔：大众文化体制这块我比较熟，身居其中，深受其惠，也深受其害。我特别想 了解的是那些土博士洋博士主教授洋教授的区别。 老侠：九十年代的知识群体的分化，一批人下海经商，一批人漂洋过海，继续学术 的人很少。而且，九十年代知识界的最大特点，就是经济学成为显学，取代了八十年代 的文学、美学。像胡鞍钢、叶绍光这样的洋博士，看准了宏观调控时期决策者的所好， 弄出个“国家能力报告”，从中西的比较中论证中央的经济集权的合法性。称中国的财 政现状是强地方、弱中央，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提高国家提取财政资源的能力。叶绍光 后来与胡鞍钢分手，把国家的财政能力及财政效率与民主制度直接挂钩。还有樊纲、盛 洪、刘伟、钟朋荣被称为京城“四少”，他们的理论主要是为上层决策做理论论证的， 还喜欢上电视作秀。再有就是喝了美国洋墨水的崔之元、甘阳等“新左派”为代表，他 们注重分配上的平等问题。 王朔：我看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这样。 老侠：对。现在的经济学家。经济学最致命之处在于：面对如此混乱而不公正的经 济秩序，他们既没有起码的道义感又没有超过政策之上的理论创新，不敢正视中国经济 困境的核心问题：产权的不明确和权力的无孔不久即权力的市场化。 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美国一直有马克思主义者，有左派。他们也是基于分配不 公而批判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怎样才能通过现行体制的改革使财富的分配达到最大可 能的平等。 但美国已有了完善的自由市场，而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且被权力所扭曲。因为自 由市场以产权保障为基础。再说，市场经济中的自由。效率与分配的平等永远是一个悖 论。没法在要求自由和效率的同时，还要求分配的平等。市场要求的是公正，而非分配 上的平等。 王朔：谁跟权力的关系近谁就捡大的。 老侠：对。在这类知识群体外，也有一批坚持学术自由取向的知识分子，秦晖、刘 军宁、雷颐、谢泳、汪丁丁、何清涟、朱学勤、朱大可等等。何清涟写了一本书叫《现 代化的陷阱》，敢于触及现实问题，敢于呼吁经济学的道义关怀和人文精神。 由此引发了一场讨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很清苦，有人甚至连教职都岌岌可危。 与那些遵命主义者的生活水平差别很大，那些人依然是学术界的富翁。 王朔：你说学术上也有这种情况吗——谁跟权力近谁的声音就越响亮？ 老侠：肯定有，而且相当普遍。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幕僚型的知识分子，他们 的声音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声音。厉以宁、胡鞍钢、樊纲等等，他们的声音会成为 经济学界的主流。吴敬涟老先生是个例外，他也是幕僚型，但他坚持自己的独立的批判 性立场。另一种是投其所好的跟风派，这是学院派知识分子的主体，不分搞什么专业的。 学术界提出本土化、规范化，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突然走红，搞经济学的盛洪、社会学的 邓正来、法学的朱苏力，以及崔之元、甘阳等，甚至连八十年代先锋文学的指导者李陀 从美国回来后也成了民族主义者。还有王一川、张法、王岳川、张颐武这些以研究西方 现代美学、后现代理论著称的人，也长篇大论地谈起“中华主性”与“中华他性”。这 些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嗅觉极灵敏，嗅出点味儿就一拥而上，抓住东方主义，抗拒西方的 文化霸权、语言霸权，这与抗拒西方的政治霸权、经济霸权正好吻合。几个书商也赶上 了这个潮头，一本《中国可以说不》风靡海内外，据说这本书的策划者之一张小波现在 还在吃版税。 王朔：听说知识权力这玩意也是西方人提出的。西方就没有知识权力吗？ 老侠：有。提出知识权力、语言权力的人是法国学者福柯，他是一怪杰，具有极强 的颠覆性。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对人们影响最大的有三个人，提出“证伪理论”的波普 尔，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还有福柯。他是通过研究被西方哲学、史学。社会学遗 忘的东西，发现了知识权力以及一整套制度的，在福柯那里，历史的碎片成为西方对人 的制度性控制的考古化石。但中国的知识权力与西方不同。西方的知识权力。语言权力 有着单独发展的演化史，一整套独立的知识系统以及知识权力的制度化（学院啦、研究 机构啦、疯人院。医院、保育院。监狱。兵营、工厂，以及生物学。地理学、语言 学……），越到现当代，知识、语言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越间接、越暧昧，以至于知 识及其制度成为独立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之外的一大独立权力。而在中国，知识权力 一向跟政治权力联姻，从汉代的“独尊儒术”开始。 王朔：中国的传统中真的就没有什么好东西吗？比如“四大发明”之类的。 老侠：孤立地看四大发明是好东西，但在中国文化的整体中。结构中，好的东西无 法升华、成熟。指南针在中国用于测风水，但一进入西方的文化结构中，就变成了磁现 象，不仅有远洋的新大陆发现，还有法拉第等人的电磁学，一套完整的现代观念和现代 科学。 王朔：有一阵子新儒家大谈东亚经济奇迹，是由儒家思想来的，包括日本，余英时、 杜维明等人是“新儒家‘吗？ 老侠：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的动力并不是儒家伦理，而是体 制的自由主义化。香港的背后是英国，台湾。韩国。新加坡、日本的背后是美国，自由 主义世界的观念、制度、技术、教育、市场才是东亚经济奇迹的根本政力。 像日本，”明治维新“就是在”全盘西化“的口号下完成的。二战后的经济起飞有 赖于美援及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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