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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说你其实像天使一样纯洁？”
“那倒不是，”我不好意思了，“没那么白。”
我告诉晶晶，我过去的确谈过几次恋爱，在我这个年龄也是正常的。但我人基本上是正派的，至少我自己这么认为。
有时，我们喝完咖啡很兴奋，坐在灯下彻夜长谈。我也问晶晶：“我什么地方，嗯，吸引了你，让你这么喜欢？”
“我说过我喜欢你吗？”
“你说过不讨厌。”
“我也说不上来，”晶晶想了半天仍这样说，“我说不上来，就是喜欢呗。你很爱钱？”
“是啊，”我说，“这有什么不好？”
“没什么不好。我也爱钱，所以喜欢你。”
“别这么赤裸裸，晶晶。”我求她，“这太打击人情绪了。起码心里这样想，嘴别说出来。”
晶晶和我大笑，笑得喘不上气。
“好吧好吧，”晶晶说，“那我说我喜欢你是因为和你在一起可以不谈人生大道理，我感到轻松。”
“还能再热情一点吗？”
“我可以为你死，你能吗？”
“不能！”我吓了一跳。
“真是的。”她似乎挺失望。
“你能为我死？”
“是的。”
我把窗户大开：“你从这儿跳下去。”
我们又笑起来，笑得很厉害，我把窗户关好。
“你说，陷进你死我活的感情中是不是特傻？”
“是你叫我热情点的。”晶晶点起一支烟，懒懒地说。
“我不想陷进去，我不想丧失也不想看别人丧失独立的人格。”
“怎么，你害怕了？”晶晶看着我大惊小怪地喊，“吓成这样，简直面无人色了嘛。”
“没有，我根本就不是怕，我是在坚持我的原则——我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放心，”晶晶打了个啊欠，“用不着害怕，要是将来你对我说‘拜拜’，我就对你说OK。”
晶晶早晨起床，一般都很早，不管晚上睡得多么晚。她像一匹精力充沛的小马，不停地在屋里跳跳蹦蹦，搞一些空中劈叉击打、腿的曲直伸拉之类的名堂。
如果我还在睡懒觉，她就拼命砸门，大声放收音机，把我闹起来。然后拉我出去跑步，说我的身段实在不像话，再下去就甭想冒充演员往剧场里混。
我们俩沿着阳光初洒的大街跑步，呼吸新鲜空气。跑完步气喘吁吁站在路边吃焦脆的炸油饼和松软的烤白薯。晶晶爱吃烤白薯焦黄的皮，我就把皮都剥给她。晶晶过马路不管什么交通规则不规则的，任意乱走。我批评她，她也不听，警察吼她，她才往人行横道跑。警察叫她过去，她冲人家笑仍走自己的路，多数警察也就一笑随她了。我过马路规规矩矩，可有时爱随地吐痰，卫生警察抓住就毫不客气地在众目睽睽之下罚款，根本不听我有鼻炎的申辩。搞得我一见大壳帽就神经紧张。现在街上大壳帽又多，连邮递员也神气得像将军，一惊一乍的，我是不爱上街了。常常是我受了一肚子气，执意回家，撇下晶晶单独去自由市场买菜。
南方女孩子从小就拎着篮子上街买菜，都有一手讨价还价看秤的绝活，北方再精明的农民也坑不了她们。我很放心晶晶，每次她都能买回又便宜又好的蔬菜。就是她也有一般南方女孩的毛病，逛市场一上瘾就刹不住车，转遍全城也要买回那几根最佳黄瓜。
她兴冲冲回来时，我已急得胡思乱想了，对她发脾气：“到哪儿去了？一上午。”
“买菜去了，你瞧这几根黄瓜多嫩，顶着花呢。”
“犯得上么，不吃行不行？”
“我怎么啦？”晶晶委屈地说。
“知道吗，”我口气和缓下来，“晶晶，有时我老觉得我们好得不真实，像场美梦，特别是你一不在，我就恍惚受了什么幻相的蛊惑。”
《屈原》演完后，舞蹈学院开始毕业分配，晶晶如愿分到一个在观众中颇有人缘的歌舞团。
“我到团里以后就不来你家了。”临报到那天晚上，晶晶嗑着瓜子对我说。
“那你去谁家？”我在看博伊尔的《背叛之风》，没抬头。
“我天天来影响你不能干正事，我自己也好长时间没学习。我妈妈都来信说我，不能光谈恋爱——虫！虫！”晶晶忽然指墙上说。
我抬头一看，有只蟑螂爬在墙上。我用书将它打落，铲起举到晶晶面前。
“别闹，你别闹。”她把我手推开。
“你刚才说什么，以后不来了？”我把蟑螂尸体开窗扔下去，坐回桌旁问。
“少来。我到团里就不整天泡这儿了，我要学习了。”
我嘻嘻笑起来。
“怎么，你看不起人。”
“哪里，哪里。”
“反正我以后，一星期来一次。”
“随便，”我说，“你要想我，我可管不着。”
晶晶去团里报到后，真的很少来了。倒也不是“学习了”，团里国庆后要推出一台新歌舞，排练很紧张。我去团里看了她一次，她跟我小小地诉了一下苦。对住在兵营里，楼上楼下都是军人很不习惯（那个团挺可怜，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借部队的房子住）。对被团里取消了探亲假也一肚子牢骚。她很想家，她父母也真疼她，不停地给她写信邮包裹。我对她说：“别老让你父母给你寄东西，就像我对你关心不够似的。”
“是很不够，你怎么比得上我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才是真好。”
“你老说这种话，”我伤心地说，“使我痛苦。”
“嗬嗬，”晶晶笑起来，“别假招子了，我都要起鸡皮疙瘩了。”
“我是真的。”我执著地说。
“好好，”晶晶安抚我，“你是真的。我爸爸妈妈对我好，你对我也好。”
第一场秋雨下过，我飞往南方。
一个很有知名度的舞蹈家，因为岁数大了，准备告别舞台，但又不想就此赋闲。好在家乡是南方一个近几年开始繁荣的边境城市，土地税金都很低廉，政策也宽，便打算在那儿成立一个私人舞蹈团，再附个舞蹈学校，把她的武艺一棒一棒传下。
那个城市本是个边境小镇发达起来的，虽说写字楼、酒店、工厂一夜之间林立了，文化方面仍是乡村的、外来的。全市只有一家影剧院，电视一开，又总是境外那个殖民地制作粗劣、处处‘穿帮’的武打长片。党的宣传部门也很挠头，一听这个舞蹈家的打算便欣然允诺，大开绿灯，市府给划了地投了资。一些一直为本乡出了个世界闻名的艺术家自豪的华裔阔佬也慷慨解囊。但那毕竟是高度商业化的地方，又无实力雄厚的基金会支持，孩子生下来养活他便是件难事。指望民族舞赚钱是做梦，一台普普通通、并不华丽的舞剧，服装道具就十几万元。票价又不能超过一斤猪肉钱。演员也不能像国家剧院的演员，一晚上几毛钱打发了。商业演出是无利可图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兴办一些经济实体，酒吧、舞厅等等，以副养农。 这个舞蹈家是艺术圈出来的清白人，跳舞是没的说，知道好歹，赚钱可就两眼一摸黑，蒙了灯。于是，不少有名无实的公司提出和她合作，帮她管理买卖，共同壮大。我的一个朋友开的野公司也加入浩荡的竞争行列，并为此派了个能说会道的家伙驻在当地游说。可那个家伙忽然失踪了，我的朋友急得十年没犯的癫痫都犯了。他不知听谁说，我认识那个舞蹈家一个深受信任的助手，便立刻委托我个经理（据我所知，他那个公司的人都是经理），支了一笔钱，让我接手这事。我不忍看他为这事把命送了，便慨然去了。
南国仍是盛夏，挥汗如雨，我在省里办了边境通行证，乘民航的直升飞机抵达那个边境城市。这里说是个城市，不如说是个尘土飞扬的大建筑工地。到处是吊车、预制件、未竣工的摩天楼和道路，操着南腔北调的建筑工人们在烈日下卖力地干活。已建成的商业区倒是繁华热闹，买卖兴隆，等待出境的侨胞熙攘满街。入夜，那些收汇的餐厅酒吧灯红酒绿，香港和内地的三流歌星荟萃，通宵唱着流行歌曲。喝得醉醺醺的外国技术人员、黑市商人和举止可疑的浓妆少女聚在一起寻欢作乐。
我在这儿遇到一些老朋友。有的是取得学历后被招聘来的；有的我原以为已经坐了牢；有的老老实实拿着几百元人民币谨慎度日；有的趁机猛赚钱已成了小富翁。他们给了我各种互相矛盾的劝告。
我在报上登了寻人启事，当天便接到公安局的通知，说我找的人关押在他们看守所里。我以领导身份去了趟公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