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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不管他是谁，显然是要钱才为“秘密军队组织”干活的。全世界只有一件事才需要这样多的钱。显然这个浅黄色头发的人并不是被找来解决一件匪帮格斗的任务的。
到早晨7点钟，罗兰打电话给他的通讯办公室，命令夜班值勤人员，跨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惯例，发出一个“十万火急”的命令给保安总局驻维也纳办事处，虽然按照常规维也纳是属于三处，即西欧处的辖区的。然后他把科瓦尔斯基的每份供词都收拢来，一齐锁在他的保险柜里。最后他坐下来写一份报告，这份报告只有一个收件人，上面标着“绝密”。
他仔细地用正楷书写这份报告，扼要地讲明这次行动是根据他个人的动议并由他亲自布置来逮捕科瓦尔斯基的；报告叙述了此人被诱进圈套，误信一个他亲近的人因病入院，结果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就回到了马赛，被行动分局特工人员捕获；又简略地描述此人受到行动分局特工人员审问的记录以及他所作的杂乱的供词。报告里明明白白地指出，这个前外籍军团人员曾拒捕并打伤两个特工人员，在企图自杀时自己也受了伤，在他被制服后不得不送去住医院。他的供词是在病床上作的。
报告的其余部分，是大量的供词和罗兰对它的解释。他写完报告后稍停了一下，审视着窗外鳞次栉比的屋顶，在东方的朝阳照射下像是镀了金似的。罗兰是有声望的，他自己也很清楚他不能过分地叙述他经办的案件，也不能作夸大的结论。他小心细致地写好最后一段。
〖在写这个报告的时刻，以确认这个阴谋的存在为目的的审问还正在进行。无论如何，如若审问的内容属实，则根据我的看法，上述获得的情报构成一个最危险的阴谋，即恐怖分子可能已在谋划危害法国总统的生命。如果阴谋如上所述确实存在，如果某个外国出生的、秘密代号为豺狼的刺客已在谋划危害总统的生命，甚至现在正准备执行此计划时，那么我有义务通知您，在我看来我们面临一个全国范围的紧急状态。〗
非常不寻常的是，罗兰上校还亲自打出报告的最后清样，用他的私章把它封在信封里，写上地址，盖上特工机构最高保密级的印记。最后他烧掉他用正楷写在大页书写纸上的原稿；在他办公室一角的小间里有一个小洗手盆，他把纸灰从水管里冲了下去。
当他做完这一切以后，就洗手洗脸。他擦干后望着洗脸盆上面的镜子，那张朝他望着的脸已经失去了原来的俊俏。这张在年轻时曾经是那么漂亮，而且在成年后仍旧那么吸引着妇女的脸蛋儿，已经显露出中年时期所具有疲劳和紧张。鼻子两侧各有一条皱纹，一直延伸到嘴角；眼睛周围好像永远有两道黑圈；双鬓显得已经斑白了。他为了自己的生存，使用了不少阴谋诡计。他把人们派出去送死，或者去杀人；他把人们送进地下室，并使用各种手段让他们在地下室里嚎叫。他在这方面的经历太多、知识也太丰富了。
这就使得这个54岁的行动分局首脑的面貌，远远地超过他的实际年龄。如果多看他一会儿，他的面貌和单纯的农民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异。
“到今年年底，”他对自己说，“我真的要离开这个岗位了。”回头看着镜子里的这张脸，的确是很憔悴了。
是不是应该简单的辞职呢？或许这张脸比他心里要说的更清楚。经过若干年以后，人就无法自拔了。一个人原来干什么，那么他的余年仍然是干什么。回想从抵抗运动到保安警察，又到保安总局，最后到了行动分局，在这些年代里死了多少人呀，流了多少血呀！他在对着镜子里的面孔提问。一切都是为了法国。可是见鬼的是法国哪里管你这些呢？镜子里的面孔也凝望着镜子外的面孔，相对无言。因为两者都知道答案该是什么。
罗兰上校命令一个骑摩托车的信差到他的办公室向他本人报到。他还要了煎鸡蛋、面包卷和黄油，另外还要了更多的咖啡，不过这次要的是大杯加了牛奶的咖啡。因为头痛，还要了阿司匹林。
他把用他的私章封口的封套交给了信差，并对他作了吩咐。
吃完鸡蛋和面包卷，他把咖啡端到敞着窗子的窗台上去喝，这是面向着巴黎的那一角落。跨过好几英里鳞次栉比的屋顶，他可以远眺到圣母院的塔尖，而且透过塞纳河上热天的晨雾，还能遥望到更远的艾菲尔铁塔。
这一天是8月11日早晨9点，城里的人正在紧张地工作，也许有人在咒骂这个穿着黑色皮革上衣的骑摩托车的人呢？因为他把报警器按得山响，在车子行列中穿来穿去，向第八区疾驶。
罗兰在想，放在骑摩托车的信差屁股后面信袋里的信件中所说的威胁是否能够避免呢，他到年底时能不能安稳地退休恐怕就取决于此了。
第九章
那天午前，法国内政部长罗杰·弗雷伊坐在办公桌前忧郁地望着窗外洒满了阳光的圆形庭院。庭院的出口处有两扇装饰着法兰西共和国国徽的铁门，庭院外面就是波伏广场。从郊区公路和马利尼大道来的车流，按照站在广场中央的交通警的指挥，围绕着广场川流不息地行驶着。
从米罗梅尼大道和索赛路驶向广场的车流，同样地按照交通警的指挥通过广场。这位交通警像一个斗牛士似的，把巴黎大街上往来的车流，当做一只只大公牛引来引去。他是那么安详、沉着，既庄严又老练。他那种有秩序的单纯的动作，以及他执行任务时充满着自信的神情，不禁引起内政部长的羡慕。
在内政部门口，有两个卫兵在欣赏着他们的伙伴们在广场中指挥车流的艺术。他们站在8月炎热的太阳下，背上背着手提机关枪，从两扇铁门里望着外面的世界，保护着内政部，以免遭到外来的狂热分子的侵袭。他们每月领取固定的工资，职业也有保证。内政部长对他们那种单调的生活和平凡的欲望也羡慕不已。
他听到背后有页纸沙沙作响，于是掉过转椅来面向着办公桌。桌前那个人合上档案夹，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它摆在部长面前的桌上。两个人彼此对望着一声不响，只有对着门的壁炉架上镀金的钟的嘀嗒声和外面波伏广场上车辆的喧嚣声打破了寂静。
“喂，你认为怎么样？”
让·杜克勒是戴高乐总统警卫队队长，他是法国精通一切保卫问题的最卓著的专家之一，特别是在保卫个人安全防止暗杀方面最有专长。这就是他担任这项工作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有六件谋杀法国总统的阴谋都在执行中失败或在准备过程中就被揭露了。
“罗兰是对的，有道理。”他最后说。他的话语很平静，不动感情，斩钉截铁。他好像是在判断一场要进行的足球赛，预测其结果似的。“如果他所说的情报属实，这一阴谋的危险性将是非同一般的。如果那是一个外国人，一个局外人，单枪匹马，根本不同任何人接触或交往，那么，全法国保安机关的整个档案系统，和打进‘秘密军队组织’的全部特工人员将全都变得无能为力了。而且，那是一个职业刺客。正像罗兰所说的，那是——”他翻到行动分局局长的报告的最后一页，大声读道：“人们所能想象的‘一个最危险的阴谋’。”
罗杰·弗雷伊用手指理了理剪得很短的铁灰色头发，又转过去向着窗户。他这个人是不容易发怒的，可是在这8月11日上午他却被触怒了。多少年来他是夏尔·戴高乐的事业的忠实追随者；除了表面上显得富有才智并且温文尔雅外，他是有名的硬汉子，这种特性使他坐上了部长的席位。那双聪慧的蓝眼睛既温柔动人，又冷酷无情，坚实的胸膛和肩膀充满了活力，英俊冷漠的面容使得多少喜欢有权力的男人的妇女为之心仪。可是今天，在罗杰·弗雷伊的脸上，那亲切的微笑已经看不见了。
以前，戴高乐派为了生存，要对付美国的敌视者、英国的异己者、吉罗德党的野心，以及共产党的残暴，他学会了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战斗。不管怎么说，他们已经获得了胜利。在18年中他们所追随的那个人，两次从流亡中回来，回到法国的最高职位上。但在最近两年内，战斗又开始了。这次他所对付的人是两次帮助过这位将军重新掌握政权的军人们。就在几分钟以前，这位部长还曾想过最后的斗争已经接近尾声了，他认为他们的敌人已经陷入到虚弱而无望的痛苦中了。但是现在，他知道事情还没有结束。一个瘦弱而发狂的上校，在罗马布置了一个计划，打算杀害戴高乐，继而摧毁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