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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过，就好像这十个月间什么也没发生过。穗子突然想，腊姐是恨她的，恨这个家里的每一个人。
到我成年，人们已忘了我的｜乳名穗子，我仍相信腊姐恨我，恨我的一家，大概基于恨那个押解她回去守妇道本分的大。我相信她甚至连我爸也恨。我爸在腊姐突然离去的第二天回来，发现腊姐的床空了，上面刺目地搁着那件红黑格呢外套。我爸失神了一阵，但很快就顾不上了，全国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他和朱依锦头一批就被戏校的红卫兵带出去游街。
外婆去世后，老家来了个人奔丧，说腊姐圆了房不久就跑掉了。有人在镇上看见她，剪
短了头发，穿上了黄军装，套上了红卫兵袖章，在公路口搭的舞台上又喊又叫又唱又蹦。我想像造了反的腊姐一定是更加俊气了。外婆的老家亲眷说：“也不知她怎么这样恩将仇报，她婆家待她不坏呀，不是早早接过来做养媳妇，搞不好在她家那种穷地方早就做饿死鬼了。”老家亲眷又说：“她跑到台上说婆婆公公怎么虐待她，她公公是个公社书记，也算个小小父母官了，给她骂得不成个东西！哎哟，养媳妇造反，才叫真造反。养媳妇都去做红卫兵了，这还了得？！……”
我问那老家亲眷，后来腊姐去哪里了？亲眷说：“总是野在县城什么地方吧？没人再看见过她了。”
满世界都是红卫兵，都不知仇恨着什么，打这个砸那个。那时我不到九岁，实在不明白红卫兵们哪儿来的那么深那么大的恨。但恨总是有道理的，起码腊姐的恨有道理，只是今天做了作家的我对那恨的道理仍缺乏把握。肯定不是因为我偷了她五块钱。这是肯定的。
角儿朱依锦
听人叫穗子，我晓得回头那年，我两岁。
把下巴颏压在桌沿，在无线电里听戏，我五岁，然后我就会了“唉”地一声叹气。
一天我从外面跑回家，一根辫子齐根给人剪了。“给谁剪掉了！？”外婆问，我说：“革命小将！”我又说：“李叔叔穿件新棉衣，爬到对面楼的和平鸽上，（李叔叔只有和平鸽
一只鸽蛋那么大，要是那和平鸽下蛋的话）跳下来了。”
“你也去看了？难怪人家革命小将捉住你剪你小辫子！”外婆说。她拎着剩下的那根辫子，不知拿它怎么办。
“大家都去看了！大家看见李叔叔给人家搬走，肚皮也露出来了。大家说李叔叔‘白肚皮，白肚皮’，‘营养好，营养好’。大家都说自杀是‘活该’。”我从许许多多的腿看进去，看见的就是李叔叔的白肚皮。我也学大家那样白白眼睛说，“活该！”我不要自己想念李叔叔，我不要自己心里难过，这样讲个“活该”，我就把李叔叔忘掉了。真忘掉了，不信你往下听，我跟你讲的这个故事里，你再也不会听见“李叔叔”了。
把门牙屏紧，再拿舌尖去顶，嘴唇一放开，就说出了“自杀”来了。那是我的嘴第一次讲出这两个字。那年我八岁。
外婆去世我九岁。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很不响、很不响的人。有时邻居跑来偷看我爸，看他怎么会自己和自己讲三小时的话。一看不是的，爸在和我讲话，求我喝羊奶，求我吃臭鸡蛋，求我到外面去玩一会。邻居们慢慢就习惯了，不来偷听爸对着我这样一团死静的空气讲话了。
头次跟韦志远谈话是外婆去世后。他是老门房的儿子。老门房退休了，就从乡下换来了这个韦志远。韦志远跟他爸一点都不像，从不站在院子当中用大破嗓子喊：“邱振（我爸名字）电话！邱振挂号信！”韦志远总是跑到人家门口，指头弹弹门，人家门一开他满脸通红地说：“电话电话！”
我心里的秘密是韦志远的英俊。我绝不跟人家透露这个秘密，绝不让任何人发现他的好看，让大家觉得他丑。别人说他又呆又蠢又斗鸡眼，我就哼哼地冷笑。当然“哼哼”是不响的，只在我心里。就好比全世界都是瞎子，只有你一个人看得见韦志远的模样。
韦志远天天坐在他爸那个破板凳上看书。有人走进走出，他眼睛稍微从书上拎起一点，看看那些脚就晓得是谁走过了。有时看见一大串穿假解放军黄胶鞋的脚“噗嗒噗嗒”地跑来了，只只脚都跑得冒烟，他快快就把眼睛落下来，落得很低，眼皮全关闭了。等那些冒黄烟的脚跑远了，他赶快去看他们那些脊梁，看那些穿假军装的脊梁冲进谁家了，拖出谁来了。韦志远有数： 谁给拖出去就没回来了。
我走过去走过来，韦志远也是从我的脚认得我的。他认得我这双鞋： 底子翘在上面，帮子给踩在下面。有一天韦志远看到我这双滚蹄子鞋（外婆的话）站在他眼前，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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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志远。”我叫他。
他不抬眼睛，说：“穗子你爸给拖走那天你家牛奶没拿，给贺春英拿走了，今天你拿贺
家一瓶。”
“韦志远你看什么书？”我问他。
他说：“你妈也不给你做鞋？”他一面看我鞋一面把书的封面亮给我看。书没封面。他看的书从来没有封面，封面给剥干净了，连书脊背上的字也没剩半个。书这下就成了没名没姓没户口的东西。在我们这里住，连黄狗都有名有姓有户口；朱阿姨反动，朱阿姨的狗一天到晚做贼似的，顺墙根的黑影子溜，最后还是给人绑了拖走，跟朱阿姨一样游街出风头。没名没姓没户口就什么也不是，大家就不知拿你怎么办了。现在我们这里文化大革命，大家都不看书了，书都有名字，一有名字人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还是封建主义，反党还是反革命。要是朱阿姨不叫朱依锦，朱阿姨就不是著名演员，就不会给打倒。谁也不想打倒朱阿姨，就想打倒她的名字。谁也不想拖我爸去关“牛棚”，大家拖的是写剧本的邱振。韦志远去掉所有书的名字，书就不是它们本身了，大家就不知他读的这些不是书的玩意儿叫什么玩意儿，该拿他怎么办，所以我们大家闹革命，只有韦志远安安稳稳读他手里谁也看不清叫不明的东西。
“唉，韦志远。”
我这样很乖地叫他，让他从我的“滚蹄子”鞋慢慢看到我的红方格裤子，再看到我的手。我的两只手上长得花花绿绿的冻疮。我外套胸前一片粥锅巴闪闪发亮。然后他看到我再也长不齐的头发，跟绑强盗一样狠狠绑出两个揪揪。我看见他眼睛像瞎子一样软和，又大又黑，眼睫毛跟毛驴那样长，斗鸡眼是斗鸡眼，不过梁山伯看祝英台的时候也斗鸡眼。
我没话跟他说。他也没话跟我说。
其实我天天都想跟他说：“韦志远你等我长大就娶我吧。”我心直跳，浑身发热就像突然过夏天了。他看见我笑的时候嘴里缺两个门牙。我晓得自己缺门牙是很有风度的。
这么近了，我看得见他书上的字。全是戏文，偶然有“歹、歹、歹、大大大大、仓”。现在我懂他右手老在腿上划什么了。他在划板眼。板眼我懂的。像朱阿姨，走路、吸烟、咯咯笑都有板眼。韦志远的两个手指头还并得齐齐的，放在腿上。那条灰灯芯绒裤子有块地方绒全秃了，给他手指头划板眼划秃了。
我叹一口挺深的气。
原来还有另一个人喜欢朱阿姨唱过的戏文。
这时一个小老头进来，背一根绳子的肩膀上，绳子拴一个平板车。一会小老头出去，他平板车上会堆满废纸。我们这个地方永远有许多废纸，因为全省的作家都住在这里。过去作家写书，写剧，现在写认罪书、检讨书、检举书，所以写出许多废纸来。穿假军装的革命小将也一会来一趟，往贴满纸的墙上再糊一层标语，大字报。我们这个作家大楼原先是红砖的
，现在一块红砖也看不见了，糊满了纸。风一吹，整个楼“嚓喇喇喇”响；一下雨，满楼乱淌墨汁，人不能从那下面走，一走就滴一头墨汁。等另一批革命小将来了，前一批刚贴的大字报就成了废纸；不管糨糊味有多新鲜，更新鲜的糨糊就刷上来了，等到这小老头一来，谁的纸都是废纸。他只管撕得快活，撕得清脆嘹亮，每撕一下，双脚一蹦，“嘶啦啦啦！”
韦志远的爸老门房一般不准这小老头进来。有时小老头连人带车都给撵出去很远了，老门房还要跑着再撵一段路。韦志远谁进来他也不撵；卖酱油的，收购鸡毛鸭毛的，补锅钉鞋掌的，牙膏皮换糯米糖的，都可以边走边唱就进了这个作家协会大门。
小老头很快就拉一车白花花的废纸出来了。要不是这小老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