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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世纪80年代，当江南刚落入胡人之手时，番僧杨琏真珈就盗取了宋帝之墓，当时尚有义士林景熙等人冒死收集宋帝遗骸，但历史著作对此讳莫如深，我还是读林景熙的诗歌注释时才了解到这一幕。
若干个世纪过去了，风水轮流转啊。
弘历先生，在你对中华民族进行文化和精神摧残，遍兴文字和思想大狱的时候；在你逮捕、屠杀、折磨无辜的人，甚至违背东方习俗掘墓挫尸的时候，没想到自己也有这一天吧？
每一样邪恶都有它最后的报应。想一想，如果不是死后还要糟蹋百姓们的血汗，可能对盗墓贼的吸引力就小多了。
清朝的邪恶，在于当世界文明日益进化、自由人权越来越得到保障的时候，它却将中国隔离于世界之外，使其成为世界孤儿。
十全天子骨难全，慈禧玉体露白毛。当清王朝和其统治者的报应来临时，又有谁能阻挡得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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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攻心术与切尔诺贝利
二十年前，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4号反应堆控制室，操作员的一连串致命错误引发了那场举世罕有的核事故。二十年过去了，切尔诺贝利仍然未能从灾难中复苏。据乌克兰卫生部公布的数据，在乌全国4 800万人口中，共有包括4734万儿童在内的250万核辐射受害者仍处于医疗监督之下。
核电站方圆30公里范围内，是被当局划定的“禁居地”。在这里，随处可见残破的居民楼、杂草丛生的院落、废弃的设施和人们匆忙撤离时留下的物品。由于久无人烟，这里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鬼城”。最可怜的是那些灾难发生后出生的孩子。大批孩子因他们的父母体内或血液中含有辐射物，从生命形成的那一刻起，就带有先天性疾病。畸形、癌症、败血症已成为虐杀这些无辜儿童的主要杀手。
然而，切尔诺贝利最为险恶的遗赠，恐怕还是心理创伤——那些家园尽毁、流离失所的人们，以及数百万仍然留居在被污染的土地上的人们，他们所承受的心理创伤。明斯克物理学家米哈伊尔·马利科说：“心理上的后果一直是毁灭性的，许多人觉得自己终将死于切尔诺贝利事故。”（《切尔诺贝利的伤口》，新京报2006年4月27日）
物理学家米哈伊尔·马利科的判断，为凌沧洲先生判断清朝对中华文明的劫持提供了思想上的启发：清王朝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清朝幽魂，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后遗症。
中世纪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衰败，不仅与中华文明本有的文化基因的缺失有关，与宋后的异族入侵，也大有关联。尤其是清朝的文字狱，就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高潮。谁在看到朋友、亲戚因为吟一首诗歌、编个字典、收藏一副字画或书而遭到砍头的命运后会不感到恐惧？谁在看到朋友的妻子、儿女被发配给黑龙江披甲人为奴，祖先被刨棺、挫骨扬灰后，还敢乱说话而招致祸患？
清朝已经给这些奴隶们生存的权利了，但不包括言论的权利。
凌沧洲先生觉得很奇怪：许多俄国的文豪都谴责蒙古人的奴役对他们国民性的伤害，而中国的诸公对此却很漠然。反之，讴歌清朝的小说、电视不绝如缕，好一派“反把他乡当故乡”的戏剧场面。
心理上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许多人已经或者终将死于清朝的文字狱和文化上的强力洗脑，至少，那些热捧清朝王权和朝廷的人是这样。
虽然，清王朝的实体已经消亡，但是，康雍乾腊肉的神话仍然迷惑了不少人，荼毒了不少人，影视剧的推波助澜也难辞其咎。然而，天道昭昭，总有一些不甘受迷惑、不愿听谎言的人会去寻求真相，传播真相。
“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
凌沧洲先生不敢说自己已然不受惑，但是，敢说自己愿与无数不愿受惑的人一道探求事物的真相，追溯中国先民们苦难和不幸的根源，即使这伤口让人不忍正视，但仍然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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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们的西门庆综合征
上阳人，红颜暗老白发新。
绿衣监使守宫门，一闭上阳多少春。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
同时采择百余人，零落年深残此身。
——白居易《上阳白发人》
嘿，生活在汗臭垢腻的眠床上，
让淫邪熏没了心窍，在污秽的猪圈里调情弄爱……
向上天承认您的罪恶吧，忏悔过去，警戒未来；
不要把肥料浇在莠草上，使它们格外蔓延起来。
原谅我这一番正义的劝告，
因为在这种万恶的时世，正义必须向罪恶乞恕，
它必须俯首屈膝，要求人家接纳它的善意的箴规。
——莎士比亚《哈姆莱特》
玻璃笼子里的下半身
1998年秋天，是人类性权力史上的重要时刻。美国的政治家、媒体人士、普通民众都把目光紧盯在克林顿的下半身和“小脑袋”上。他们美国的“国长”比尔·克林顿先生的“小脑袋”是否乱动到足以违法的地步，“国长”与小蜜莫妮卡·莱温斯基的性过程究竟如何，“国长”是否滥用性权力、滥用公权力谋一己之性享受，“国长”究竟有没有撒谎……一切都已进入他们的审判程序。
在2005年，小布什说：“人类的文明进步就是把权力者像狮子一样关入笼子，现在我就在笼子里面和你们说话。”可以说，1998年，美国的统治者不仅被民主、自由、人权的体制关入了笼子，连他们的下半身和“小脑袋”都关入了玻璃笼子，既不能用权力来交换性贿赂，也不能用权力来交换性服务。
这是自由民主的力量，当然自由民主不是万能的，像肯尼迪、密特朗这样的花花公子，西方的准西门庆，就巧妙地逃脱了新闻自由、权力制衡的点射，肯尼迪与梦露的性事是否建立在滥用权力的基础上，我手边没有相应的证明材料，至少密特朗看上去比西门庆毫不逊色，以下是一位学者的描绘——
一个相貌堂堂的政治家，一个活跃热情的男子汉，怎么不叫女人心动。密特朗又偏偏是个多情的种，他喜欢女人，哪怕再忙，只要他心仪的女人有约，他总能挤出时间来。密特朗从不讳言这一点，他周围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这句话：政治在我的生活中并不占第一位。在密特朗死后，他的一个助手写了一本叫《左行》的书，把他描绘成风流成性的人，曾经一个晚上分别和三个情妇偷情，还和中东某国的王后幽会。上世纪60年代初，密特朗邂逅18岁的安尼小姐——巴黎罗浮艺术学校的高才生。安尼的父亲是法国的一位著名实业家皮埃尔·潘若，密特朗是应潘若先生之约，到潘府赴宴见到安尼的。两人很快陷入情网。密特朗是有妇之夫，这一点叫当地名门潘若一家难以接受。好在总统有了权力。这位新任法国总统很快把自己的情人安排得十分妥当，他在附属于爱丽舍宫的布朗利码头11号住宅楼的四层，安排了一套豪华住房，安尼母女搬了进去。而三楼，密特朗安排了自己的亲信格罗苏弗尔。而整栋楼住的都是总统特别参谋部的高级军官和爱丽舍宫的几位特权官员。从他们嘴里，什么秘密都出不去。总是藏在这栋楼里，再豪华也腻味，所以，密特朗还为母女俩安排了一处乡间别墅，是位于巴黎附近的苏齐拉布里西城堡，精美的建筑隐藏在240公顷郁郁葱葱的树林中。在密特朗的整个任期里，他常常借口工作，溜进布朗利码头11号，或者躲到苏齐拉布里西城堡，和安尼共度良宵。（节选自周志兴《钢丝上行走的总统》）
在有着自由、民主、人权传统的法国，领导者都可能滥用权力、滥用纳税人的钱来为自己的“小脑袋”服务，又怎么能指望专制极权国家的酋长们不滥用性权力呢？
让我们的目光从当代西方回到古代中国，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中国宫廷的历史，就会发现，那里正是大小西门庆的聚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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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权力史上的“大巫”们（1）
大约在16世纪左右（明代中后期），我们的帝国文坛糜烂不堪，不仅涌现出才子屠隆这样男女通吃的双性恋，而且赤裸裸描写Xing爱的文学也跃马文坛。这些文学在描写男女之间灵与肉的交流时，更多地把性事看做了男与女的“肉搏”，是一种“战争”。我们看一看《金瓶梅》中描写性活动的诗歌就一目了然。明帝国人们的感情与肉体欲望面临如此大的撕裂，一方面，社会的说教、主旋律要求人们道貌岸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