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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像踩在云端般惬意。
我突然感到我获得了一股清醒的力量。
而这确实很令人激动。
（）
出租车一路畅通无阻地呼啸至第二大道，这时黄灯亮起来。我想我们可能过不去了，但是出人意料地，我们竟然赶在红灯亮前过去了。我们成功了！这使我兴奋异常，我们这样一路顺畅仿佛是上天注定的；而错过这个灯则预示着坏运气，像一个诅咒。我今天成功解决了工作，我今天还要去参加匿名酗酒者会议，我不会再喝酒，我甚至不想喝酒，每件事似乎都恰到好处。
我甚至都觉得我都不用像以前一样，费力说服自己不要喝酒。
“你肯定就是奥古斯丁，”一个穿着大花衣服和Reeboks鞋子的女人对我说道，“我是温迪。”她伸出手。酗酒顾问和大花衣服之间到底有什么渊源？
我从“治愈地平线”接待区的椅子上站起来。她不知道怎么握手。她把她的手放在我手心里，仿佛正递给我一条她刚抓到的让她无所适从的小鲑鱼。我想，她父亲可能一直想生个男孩，所以一直没心思教她怎么握手。
“你好，温迪，很高兴见到你。”
“请跟我来。”她笑着说。
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护发素和她大花衣服上那些花的味道，我怀疑她是想借此掩盖什么。不过当然，酒鬼们通常是敏感多疑的。
她走进办公室，在她办公桌后坐下，并向我指着旁边的椅子。我对面的墙上挂了一副裱起来的海报，上面写着：你愿意放开你的意志，任它而去吗！？她还有一张塞满各种手册的大书柜：《管理信函》、《十二步骤》、《当酒鬼的孩子长大成｜人时》、《如果你想和我们一样》……
接下来的五十分钟，我们过了一遍我的“治疗计划”。星期二和星期四小组治疗，星期一一对一治疗。我签了一份同意表，申明我不会和小组里任何一个人发生恋爱关系；还有如果我不能再参加小组或一对一治疗，我必须得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通知。
“你回到现实后感觉如何？”
我肆无忌惮地笑起来，现在的我已经开朗而富于表达力。“还说不准，但是充满希望，真的充满希望。”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充沛地表达感情，这样使我的话听起来更可信。
“那很不错。”她安心地说，“有一些复杂的情绪没关系。我很高兴你能照实说你还说不准。”她对我微笑，房间里陷入沉默。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开始慢慢出汗。也许我该说些什么，但同时我又想，这些医生会对沉默见怪不怪的。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沉默，我是在内心嘈杂地挣扎，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也是酒鬼们的专长。
“你在普莱德院过的如何？”她问。
她是自我回来以来第一个提到这个名字的人。“那里课程很紧张，”我说，“起先我一直想走。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但你后来改变主意了？”
我点点头。“是的。我开始没想到那里那么紧张，那儿有没完没了的情绪发泄和乱七八糟的事。我是说，那儿不像我想的那么好，那么宏伟。那儿好像是一点点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你，所以我慢慢意识到了我确实是个酒鬼。”
“我听说很多人都跟你有同样的感受。”
这使我很想问她，她是不是也是一个酒鬼，她的“听说”似乎表明她自己没经历过。我不喜欢一个治疗师只会呆板地照本宣科，我喜欢那种真枪实弹地战斗过，最好还丢了一条腿的治疗师，我喜欢有实战经验的治疗师。这种想法对我来说没什么不合理，比如我认识的每个女人都看过妇科，她们只是不想说出来，让人指指点点。
“那么，什么使你成为了一名化学品依赖症顾问？”我问，仿佛我在面试她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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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节：准备着陆（9）
“你怎么会这么问？”她反问我。
“我知道这不关我的事，但是我很好奇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瘾症的经历？”
“我有没有这种经历对你的课程有影响吗？”
我感觉我落入了圈套。如果我说是，我的心理健康跟你是否也曾是酒鬼息息相关，那么似乎我的心理健康不关我的事了；如果我说不，没什么不同，那么她会反问我又为什么要问那个问题。于是我给了她一个广告文案式的回答，我模棱两可地说：“我只是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我对这种‘情绪’治疗还很陌生，所以我就老实地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对的错的，好的坏的，相关的无关的……”我耸耸肩，笑起来。
“这是个好主意，”她说，“你的这种不自我编撰是很正确的。”接着她又说：“那么，你去过匿名酗酒者会议了吗？”
我想，我得更要管住我的嘴，小心说话了。
我回到了家，发现自己心里摇摆不定。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我思维涣散，停滞不前；心神不宁，又没有力气。沮丧？我又想到了那幅心情图。我想我是有点害怕和想家，或别的什么，也许是孤独吧。慢慢地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我是想念酒了。
我想念它们宛如想念某些人，我感觉自己被遗弃了，或者是我自己当初走出了某种粗暴而互相辱骂的关系，但现在突然又想回去。因为此刻的回忆使我觉得，实际上没那么粗暴。在复原院时，他们告诉我这种感觉很正常，他们说心情好后就不会这么想了，他们说这就像家人去世时的感觉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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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觉醒来，暗自庆幸我没梦到更多。然而这种轻微的快感，使我意识到我这次没有喝酒，没有宿醉未醒，这是不喝酒令人愉快的一面。
我在办公室里一整天都在努力让自己进入现实，以前让我恼火的事情我现在也一笑而过；我开始练习接受现实。我开始回复打来的电话；当我被叫去为别人写文案时，我也不像以前那样大骂滚出去，而是一反常态地说没问题。
午饭时间，我和格瑞尔一起去了一家沙拉吧。我用波菜叶、生花椰菜、跟火柴一样细的南瓜条，还有一小勺低脂软干酪拌了一份沙拉。我像一个拼命在减肥的小女孩一样，柔柔弱弱地吃这些寡淡的东西。这段时间以来我减掉这么多体重，真让我觉得奇妙，我现在几乎要瘦到皮包骨了。我现在每天做一百个仰卧起坐，一星期去健身房四次。如果你是住在纽约的同性恋，你不去健身房，渐渐地你就无人问津了。
格瑞尔看到我的午饭，轻蔑地拿眼睛瞟我。她也拌了份沙拉，不过她的堆满了熏肉和奶酪。“你怎么能这样虐待自己呢？”格瑞尔似乎对自己如此善待自己很满意。实际上那是因为她又高又瘦，所以少了顾忌。不过她同时还是不满足，一直认为自己不够瘦而深深苦恼。
“没关系，很容易，”我说，“如果我能做到不喝酒，那做其他任何事都太小菜一碟了。”
我开始学着品赏不同品牌的矿泉水了。Evian太甜，Volvic口感清爽，Poland Springs也还不错，而Deer Park喝起来有塑料味。
我们把午饭打包带回格瑞尔的办公室吃。“我发现你有了个重大变化。”她说。
“比如？”我说，机械地叉起一片干波菜放到嘴里。
“比如你不那么发火。”她叉起一大块熏肉，裹了层奶酪。
“可能是我在很多方面被改造了吧，”我说，“比如不像以前喜欢火上加油了，变得淡定了，很多事情能过去就让它们过去。”这些事实也让我吃惊不已，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我的思想能朝某些健康而有意义的方向发展。但为什么我又觉得怅然若失？
“你什么意思，让它们过去？”格瑞尔问。
她这么一个接一个地提问，让我觉得自己成了总理大臣，正在夸夸其谈地教诲人。“哦，我是说，我戒了酒，同时好像也戒了其他一些东西。你知道吗？就像那个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她问。
“就是亚马逊河流域雨林里的一只蝴蝶拍了拍翅膀，就会引起空气里花粉的传播，然后会引起什么地方的一个人打喷嚏，然后就会引起一阵微风……等等等等，最后就会影响到洛杉矶的交通或其他什么事。我想不起来具体是怎么说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