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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在三十岁时便出了名。他写了一篇抨击这些暴行的文章，发表在华沙一家主要的政治性刊物上。很多年后，这一点仍让苏菲觉得不解。她无意中读到这篇文章时，心想他是否受到了激进的乌托邦人道主义的刺激。当然她完全错了——就像她声明她父亲仇视马谢尔·毕苏斯基的暴政一样完全错了；或者说她被迷惑了（这是她对我说的又一个谎言，她为此深感愧疚）。她父亲曾一度激进，在二十八九岁时曾希望波兰能实行集权主义。他确实憎恨马谢尔，但她后来得知，他恨的是这位独裁者出尔反尔的矛盾行为和他颁布的一道又一道对犹太人实行保护的敕令。这位教授因此深感痛苦。1935年，毕苏斯基死后，对犹太人权利的保护法律失效，波兰犹太人又一次面临恐怖威胁。别冈斯基教授又一次磨拳擦掌。不过他变得沉稳老练，加入了一个重新复活的法西斯组织——国家激进党，该组织在波兰大学的学生中开始取得领导地位，教授（现在他开始发号施令了）告诫大家要节制，像以前那样在学校或街上不要动用武力。这种现象已开始出现。但他对暴力的反对与其说是基于思想认识，不如说是出于一种邪恶的策略。在这篇文章最明显的地方，完全可以看出一种思想紧紧缠绕着他！他开始从各个行业——首先是学术机构中——对全面清除犹太人的必要性做系统的哲学探讨。
针对这个问题，他开始奋笔疾书，在波兰和德国不停地写，然后向波兰一些著名的政治和法律期刊，以及波恩、曼海姆、慕尼黑和德累斯顿等德国的文化中心城市的期刊大量投稿，其中一个主题便是“多余的犹太人”。他详细地论述了“人口转移”和流放等问题。他是波兰政府派往马达加斯加探查解决犹太人迁居问题的考察小组成员之一。（他给苏菲带回一付非洲面具，让她想起他那晒得漆黑的皮肤。）虽然他仍坚持不用暴力，但开始出现动摇，并坚持认为应果断采取解决该问题的迅速有效的具体方法。教授的生活中已赋有某种疯狂的色彩。他成为种族隔离运动的领导人物，并首创用“犹太凳”固定犹太学生的做法。他是经济危机敏锐的分析家，他在华沙作暴力煽动演讲。他狂怒地说，在经济萧条时期，那些异己分子犹太人有什么权利与老实巴交的波兰人竞争，像洪水一般从各地涌进城市？1938年末，他的激｜情达到高潮。他开始创作他的杰作，就是前面提到的那本小册子，他在里面第一次尝试性地提出——小心翼翼地，用旁敲侧击和闪烁其辞之法——他的观点：“彻底消除”，不无含糊、犹豫，但清晰无误。不用暴行，彻底消除。在这期间，苏菲有几年的时间为父亲服务，仆人似的做一些辅助性的秘书工作，记录他的口述。她顺从地工作着，像所有教养有素的波兰女孩子那样对父亲绝对服从。她耐心地默默地做着，一直到1938年冬天，才将他的手稿《波兰犹太问题：国家社会主义有答案了吗？》整理打印完毕。她明白了，或许我应该说，她开始明白她父亲在干什么。
尽管我在苏菲讲述这些事情时对一些细节纠缠不休，不停地问这问那，仍然不能得到她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完整印象，不过有些事情已相当清楚了。她为父亲的服务是完全彻底的，绝对地效忠。对此她没有任何异议。从小到大，对父亲的尊敬就是天经地义之事。这已溶入她的血液，与她的波兰天主教的信仰融为一体。她从未有过什么不满。事实上她承认说，她甚至很乐于这种奴仆式的服从。她每天说着：“好的，爸爸。”“不，谢谢，爸爸。”她必须时时小心，随时表现出内心的尊敬，与母亲一起仪式般地侍候着父亲。她还承认说，她可能是一个受虐狂。毕竟，即使在她最痛苦的回忆中，她也不得不承认他实际上对她们俩并不是真的残忍；他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幽默感，并且，尽管有时很冷漠、威严，偶尔还是会赐给她们一点点奖赏。为了保持幸福快乐的家庭气氛，这个暴君不可能表现得完全不宽容。
也许正是因为这些才缓和了家庭气氛，使苏菲得以完成法语学习（他认为它是一门衰颓的语言），使她的母亲能尽情欣赏除瓦格纳之外的福赫和史卡拉第之类一名不闻的作曲家的作品，使苏菲毫无怨言地度过这段绝对服从的婚前生活。此外，作为一个在全校教师中虽有争议但仍然杰出的人物的女儿（有许多但不是全体同事对教授极端的种族集团观念表示反感），苏菲只模糊注意到父亲的政治信仰和狂热。他将这些与他的家庭隔绝，不过它仍然相当明显，以致苏菲在整个青少年时期都不能忘记他对犹太人的痛恨。但在波兰有一个反犹太的家长几乎不算什么史无前例的事。就她个人而言，整日忙于读书，上教堂，与朋友聚会，了解一些时事，看电影（大部分是美国电影），和母亲一起练琴，甚至谈一两段天真的调情恋爱。对于犹太人——这些居住在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幽灵般的人们，她漠不关心。苏菲坚持这一点，我仍然相信她。他们与她毫无关系——至少在成为父亲的秘书，并开始了解他那火一般的狂热的深度与广度之前。
她刚满十六岁，教授就逼着她学打字和速记。他可能早就想好了要使用她，也许他提前开始需要她的服务了。她是他女儿，这一事实无疑增加了方便与信任的程度。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都在周末帮他用打字机打出他那些有关专利事宜的双语信件（有时使用英国产的口述录音机，但她讨厌那玩意，他的声音变得怪里怪气的），直到1938年十二月前，他从未要求她整理他的那些论文；这些东西由他在大学里的助教负责处理。因此，当她被拉到这个位置上，用德国速记法记下，然后再用打字机分别打印出波兰文和德文的文章时，她才明白他那充满仇恨的哲学观点。当时，他的激｜情正像冉冉升起的太阳趋于高潮，她仍记得他不时用充满激动的腔调，庄严响亮地表达着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嘴里衔着一支雪茄，在那间昏暗的烟雾蒙蒙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她则顺从而迅速地用准确流畅的德文将逻辑严密的观点速记下来。
他的文风独特，富有说明力，时而闪现出讽刺的火花。一种融讽刺幽默为一体的辛辣文笔加上极具表现力的德语，使别冈斯基博士在德国埃尔富特的奥林匹亚中心做反犹宣传时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布鲁克林的那个夏天，我有一次敦促苏菲看门肯的一本著作，此人当时和现在都是我热爱的作家之一。在我的发现中，最有价值的便是她认为门肯辛辣尖刻的文风使她想起父亲那独特而迷人的风格。）她仔细地记录着，而他像匹脱缰的马一样急促而热烈地口述着。她打完它们从打字机上取下之后开始快速阅读，在充满历史暗示、辨证假设、宗教规则、法律先例、人类学定理等等在内的火热的大锅中，看到了那个有不祥之兆的词。它重复了好几遍，让她着实吓了一跳并大受打击。在别冈斯基教授的饭桌上，她不止一次地听到过这种巧妙的攻击和圆滑而富有说服力的论调，一如他的其他文章。但令她震惊的是这个字有了发展，他几次要求她把“彻底消除”改为“灭绝”。
灭绝。如此简单、明确。既使它像香料一样巧妙地混在教授那妙趣横生和旁征博引的丰富资料中，这个字的意思和全部力量仍像整篇文章的实质一样令人恐惧。她不得不把它从脑子里铲除出去。在那个寒冷冬天的每一个周末，她都为父亲冗长的檄文工作着。她觉得自己害怕引起父亲的狂怒，所以小心翼翼地不弄错任何一个元音。“灭绝”的真正含义一直横亘在她心中。这种压抑的情绪一直持续到一个下着毛毛细雨的周日。那天她拿着打印好的一卷手稿去见她的父亲和丈夫卡什莫尔。在贸易广场的咖啡店里，她才对他所说的和所写的，以及她在盲从中所干的事感到震惊。“灭绝。”她大声说道。她呆呆地想，他的意思是他们全都该死。
苏菲暗示说，如果人们认为她发现自己对父亲的仇恨，与发现父亲对犹太人的憎恨在时间上相吻合，而且这仇恨在认识到他是一个野心勃勃的犹太人的刽子手后有所增加，那么无疑会为她的形象增添一点光彩。但这两种认识的确是几乎同时出现的。苏菲告诉我（我相信，就像我常常相信她那样，是出于一种直觉），她已在感情上作好了准备：她不会再盲从于父亲；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