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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不管怎么说你不该呆在这里。”他说，扬脖喝下一大口威士忌，“这不是你该呆的地方。”
“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同意他的说法。
“五年后，你就会变成公司的奴仆。十年后，你会成为一个老顽固。这就是麦克格雷要塑造的你的形象。”
“是的。很高兴我要离开了。”我说，“虽然我的钱会闹饥荒。但尽管如此，用你的话来说，这里也不是一个发财之地。”
范内尔轻轻地打了一个嗝。他的脸是典型的爱尔兰式，上唇长，显得有些滑稽。他看上去十分伤感，一种无奈的，精疲力竭的，听天由命的伤感。想起他孤独的浅酌低饮，在叶芝、霍普金斯陪伴下度过的寂寞时光，每日往来于奥钟公园和麦克格雷的地铁之行，我感到心里一阵刺痛。我突然意识到，我不会再见到他了。
“你该去写点什么，”他说，“你应该成为一名作家。我也曾有过这样的美好目标。我希望并祝愿你能成功，到时送我一本你出的第一本书。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开始写作？”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我不能再住在那垃圾堆里，再也不能了。我必须摆脱那儿。”
“啊，我多想写点什么，”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的意思是，诗歌，随笔，一本不错的小说。不是伟大的小说。你别听错了。我知道我没那种天赋，也没那种野心。我只是想写一本不错的小说，一本真正优雅的，像《圣路易斯大桥》或《大主教之死》那样的小说，不矫揉造作而且近乎完美。”他停了一下，又说：“噢，但是，我走到歧路上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尤其是那些技术性的活毁了我。我得跟着别人的思路转，这对创作来说有害无益。”他又停下来，审视了一下酒瓶中琥珀色的酒。“也许应该说是这玩意害了我。”他伤感地说道，“这酒，这盛满梦想的酒。不管怎么说，我没能成为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或一个诗人。至于随笔，我这辈子也只写过一篇。知道写的是什么吗？”
“不知道。是什么？”
“是写给《周末晚报》的散文，我和妻子在魁北克度假时收集的一些轶闻趣事，不值一提，但我得到了两百美元的稿费。那时我觉得自己是全美国最快乐的作家。噢，不过……”一阵突如其来的伤感向他袭来，他的声音慢慢变弱，“我误入歧途了。”他咕哝着。
我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显得有些悲痛。我只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我希望我们以后能保持联系。”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希望这样，”范内尔说，“我希望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对方。”他盯着手里的酒瓶，陷入沉思。我突然有些不安。“我真的希望我们能互相了解得更多一些。”终于，他又开始慢慢说起来，“我曾想请你到我在皇后大街的家中吃顿便饭，但却一拖再拖。知道吗，你使我想起了我的儿子。”
“我不知道你有儿子。”我有些吃惊地说。我曾听范内尔偶然提及他“没有天伦之乐”，于是就以为他没有孩子。但我的好奇心到此为止，没想到要去求证。在麦克格雷缺少人情味的冷漠气氛中，如果你对别人的私生活有哪怕一丁点儿的热心，也会被看作厚颜无耻。“我还以为你……”我接着说。
“噢，我确实有过一个儿子！”他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里面饱含愤怒和哀痛，把我吓了一跳。威士忌开始对他产生作用。他变得像凯尔特人一样狂怒。每天下午五点钟后，他独自一人自斟自酌，总会变得这样。他站起身来，走到窗前，看着曼哈顿黄昏时海市蜃楼般的美景。“噢，我曾有个儿子！”他开始说道，“爱德华·克里斯蒂安·范内尔。他那时就像你这个年纪，刚刚二十二岁，也想当一名作家。他……他是为写作而生的。是的，他才华出众，能把魔鬼迷住。他写的那些信，那些长长的令人愉快的美妙绝伦的信，是最可爱、最优美的作品。噢，他简直就是语言王国的王子，我的儿子！”
眼泪从他眼中流出。对我来说，这时候真是不知所措。一个人一生中难免会遇到这种情况，窘迫不安，不知该说什么好，幸好（感谢上帝）不会太多。一个几乎陌生的人用悲痛的声音谈论他亲爱的人，而且用的是过去时，把他的听众搞懵了。毫无疑问，他说的这人已经去世。不过，等等！或许他只是离开了呢？患了失忆症？或是犯了重罪？要不然正被关在疯人院中奄奄一息，于是用过去时委婉地表述痛苦？范内尔停了下来。他儿子的命运仍然让我捉摸不透，只好尴尬地转过身，继续收拾要带走的东西。
“如果他不是我惟一的儿子，我可能不会那么难过。但玛丽和我生了埃迪以后，就没有再生小孩。”他突然停了下来，“哦，你不一定想听……”
我转过身去。“不，请继续，”我说，“请讲下去。”他好像迫不及待地想说下去。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而且，他确实把我看作他的儿子。我应该让他把痛苦倾述出来，卸下内心的重负。我说：“请接着往下讲。”
范内尔又喝了一口酒。他已经醉了，说话含混不清，长期呆在室内的长着雀斑的脸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异常憔悴。“噢，是的，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理想寄托在他的孩子身上。埃迪进了哥伦比亚大学。让我高兴的是他喜欢读书，有语言天赋。在十九岁时……十九岁，想想吧！他就在《纽约人》上发表了一个短篇，维特·伯纳特把它编进了《故事》杂志。他是这本杂志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作者。这全靠他的眼睛，他的眼睛……”范内尔用手指在自己的眼睛上比划着，“他看得到。明白吗，他看见的东西是我们看不见的。他能看见它们，并把它们变得充满活力。马克·范·多伦给我写过一张便条，非常动人的一张便条。他说，他是他教过的学生中最富有写作天赋的。想想吧，是马克·范·多伦！那简直就是一篇褒奖。你说，难道不是吗？”他盯着我，好像要得到证明似的。
“的确是很高的褒奖。”我同意地说。
“后来……后来，他参加了海军陆战队。他说他宁愿主动参军也不愿应征入伍。他这人太敏感，对战争没有丝毫幻想。他只是从心底里热爱海军陆战队的生活。战争！”他说这个词时，声音突然发生了骤变，带有平常少见的鄙夷的意味。他停了几钞钟，闭上眼睛，痛苦地点了点头，然后又看着我，说，“战争把他带到了太平洋。他在那里参加了几次最激烈、最残酷的战斗。你该读读他的那些信，是那样的乐观、精彩，言辞优美，没有一点悲观和自怜。他一直都坚信自己会回家，会重回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然后成为一名作家。两年前，他在冲绳被子弹击中，打在头部。那是在七月，他们正打扫战场。我想他一定是那场战争中最后一名死去的海军陆战队战士。他刚被提升为下士，获得了一枚铜星军功章。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上帝啊，为什么？”
范内尔哭起来，泪水从眼角流下。我转过头不去看他。当时我十分尴尬，感到轻微的发热和恶心，以致许多年后，我仍能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并一直无法解释为何会有这种反应。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美国几次卷入野蛮战争，导致社会普遍的厌战与反战情绪，这使我对旧的风气与浪漫情怀丝毫不抱希望。但事实上，我也曾像爱迪·范内尔一样，参加过海军陆战队，同他一样梦想当作家，也从太平洋往家里寄信，那些信也同样用心血写就，同样充满激｜情、幽默、绝望、希望；甚至，我们都曾呆在冲绳……我大概在埃迪死后几天去了那儿（谁知道呢，或许就在他受到致命一击仅仅几小时后，我常常这样想），面前不再有敌人，不再有害怕与危险，一片宁静、惨烈的景象。在广岛事件前几个星期，我在那块土地上到处走动，没有受伤，也不感到恐惧；我没有听到那声愤怒的枪响。我在掩体中，我是个幸运儿。我从未想到会遇上糟糕的事，虽然也不会碰上什么好事。因为这些经历，或者说是因为缺乏这些经历，范内尔的悲痛和他儿子的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我。他死了，成为冲绳的一个牺牲品；而我却活着，继续写作。范内尔坐在昏暗的暮色中哭泣着。我缩成一团，束手无策，找不出一句话来说。
范内尔站起身来，轻轻擦了擦眼睛，站到窗边，望着被夕阳映红的哈得逊河，两艘巨轮正朝奈洛斯海峡缓慢驶去。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