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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野蛮”，缺乏礼仪，那些值得尊敬的公众习俗早已土崩瓦解。交通警胡乱指挥着混乱不堪的交通，刺耳的警笛，曼哈顿过夜生活的人们有事无事的高声喧哗等，所有这些都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恶心翻胃，无法控制自己的大脑，无法平静。我很想见到他，并为他的这次北上长途旅行而感动。为了看看惟一的儿子，他不惜忍受喧哗、混乱以及大都市野兽般的汹涌人潮的痛苦，来这里作短暂停留。
我等着苏菲，有点坐立不安。这时我眼睛一亮，突然被一则消息所吸引。在《纽约邮报》的第三版上有一篇文章，还附着一张十分可怕的照片。文章是有关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州种族迫害者、一个盅惑民心的政客森纳托·西多尔·金博尔·比尔伯参议员的。文章说，比尔伯——在战争期间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他的面孔与声音一度充斥于媒体——已决定到新奥尔良的奥兹纳诊所做口腔癌切除手术。这篇报道传递出一个信息，那就是比尔伯的时间已所剩无几。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像具死尸。这太具有讽刺意味了：“此人”曾招致头脑正常的人（包括南方在内）的普遍愤慨，因为他肆无忌惮地在公众场所使用“黑鬼”、“树狸”和“基迦布”之类的字眼，而现在那个部位极富象征意义地患上了癌症。这个来自松树丛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恶霸曾把纽约市长拉·加第亚叫做“南欧佬”（注1），并把一个有犹太血统的国会议员称为“亲爱的犹太佬”；而现在他饱受癌症之苦，那肮脏的下颚和恶毒的舌头很快就会安静下来了——还有许多讽刺，《邮报》的挖苦话多得要用大货车来拉。看完那篇报道后，我长叹一声，默默想着这老恶魔终于要完蛋了。在所有使现代南方形象受到玷污的人中，他位列第一；并非因为他是典型的南方政客，而是因为他的长舌和过分的自我表现，使他在那些轻信甚至不太轻信的人的眼中成为南方政治家形象的代表，甚至成为一个南方的榜样。他与最近残杀博比·韦德的那群野蛮的匿名者一样，玷污了南方的优良传统以及所有好人的名声。我又一次自语道：很高兴与你道别，你这灵魂邪恶的罪人。
尽管啤酒喝得不多，我仍有点轻微的头晕。我开始对比尔伯的命运沉思起来。我知道他罪有应得，但另一种情感也打动了我的心；我想也许可以叫遗憾——很轻微，但确实是遗憾。我想这种死法十分糟糕，那种癌一定很恐怖，那些可怕的癌细胞离大脑很近——那些可怕的、细小的象鼻虫侵蚀到面颊、额头、眼窝、下颚，甚至全部口腔，最后猛烈爆发，将舌头全部腐蚀、吞没直至烂掉。我打了个冷战，并不只是因那个参议员即将遭受的非人痛苦令我产生了说不清的痛苦，而是另外的什么东西，很遥远，很抽象，捉摸不定。它使我心烦意乱。我对比尔伯略有了解——就是说，比那些对政治略知一二的普通市民多一些，而且毫无疑问也比《纽约邮报》的记者更多一些。当然我的了解也不算深刻，但即使有些肤浅，也比那些破屋烂房里印出来的报纸更生动、鲜明，能多方面反映比尔伯的性格。我知道比尔伯已无可救药——他的恶名将一直保留到那些癌细胞塞满他的口腔并使他窒息而死——但通过这个来自狄克西的恶棍的大脑的每一叶瓣，我仍然可以洞察人类的骨肉和形象。
在大学里——除写作之外，我真正潜心钻研的是美国南部史——我曾奋笔疾书，写了一篇有关人民党主义的一次政治运动的长论文。那是一次异想天开、中途流产的运动，其中活跃着一批代表阴暗面的南方煽动家和暴动煽动者。现在想起来，那篇论文几乎算不上一篇真正见地的论文，但我却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它为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挣来了一个十分难得的“A”。我参考和援引了万·伍德沃德对乔治亚的汤姆·华森的精辟论断，还专门研究了彼特弗德·本、第尔曼、吉姆斯·沃特曼和“棉花爱德”斯密斯以及休伊·朗等民间英雄的事迹，我得出一个结论：民主理想主义和对广大民众的最诚挚的关怀等把所有这些人联系在一起，至少在他们的早期生涯中是如此；与之相伴的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强烈反对，以及对工商业硕鼠和金融巨鳄的抵制。我从这一结论中进一步推论，这些人最初本是很体面、讲究礼仪甚至耽于幻想的，却在面对南方种族的悲剧时被他们自身的致命弱点所击溃；因为他们每个人最终都或多或少被迫利用了南部贫困白人农民自古以来对黑人的恐惧和仇恨，以服务于已蜕化变质的对权力的鄙劣野心和个人贪欲。
虽然我对比尔伯没做什么研究，但还是从考察中附带了解了一些情况（他在四十年代的那种真实的卑鄙的公众形象令我大吃一惊）。他也是一个自相矛盾的典型人物，在许多方面与上述那些人相差无几：一开始是一位开明绅士，曾作为一位社会公仆为社会福利改革做出了贡献。这一切也许算不了什么——与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足以使最无耻顽固的弗吉尼亚反动派畏缩不前的言论相比——但确实是一种功德。他是泛滥于麦森——迪克森分界线以南地区的可恶教条的最龌龊的鼓吹者，也是最直接最悲惨的受害者。我默想着那个身穿白色西装，面容如女巫般憔悴，已被死神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人，没精打采地经过一棵几近枯死的棕榈树，来到新奥尔良诊所。我默默地向他道再见，不无遗憾地出了一口长气。突然，想着南方，想着比尔伯，我又一次想起博比·韦德，突然被一阵强烈的沮丧情绪所捕获。天啊，有多久了？我恳求般地凝视着那污迹斑斑、冷酷无情的枝形吊灯。
这时，我在苏菲推开酒吧脏兮兮的玻璃前门的一瞬间看见了她，一缕金色的光线恰好照在那张长着迷人颧骨的脸庞的凹处部分，那双杏仁眼流露出亚洲人常有的倦怠神情。她脸上的其他部分十分协调，还有——或许该说特别是——美妙的、长长的、微微上翘的“波兰式鼻子”——内森总爱这样称呼它。通过一些不经意的举止——开门，梳头，向希望公园里的天鹅扔面包屑（这与动作、神态有关，如歪头、挥臂，或臀部的轻轻一摆）——她创造了一连串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美。这是苏菲独有的，是的，它让人喘不过气来。我这样说毫无夸张之意，因为此时她站在门口对黯淡的室内眨眼睛的神情也令我震惊得快要晕过去了——在幽幽的光线中，她那亚麻色的头发沐浴在傍晚金色的余晖里——我听见自己打了一个呃，轻微但却清晰。我仍然痴迷地爱着她。
“斯汀戈，你穿得一本正经要去哪儿？看看，你穿上了这件‘荫茎’斜纹西装，看起来真不错。”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面颊绯红，一边咯咯笑着，一边忙着改口。我和她一起说出“印度斜纹”一词。她一直咯咯地笑个不停，在我身边坐下，把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太糟了！”
“你在内森身边呆得太久了。”我说，和她一起笑了起来。我知道，她那些关于性的词语都是从内森那儿学来的，有一次听她说话时我明白了这一点，当时她正在讲述克拉科夫的一些清教徒们要把米开朗基罗的大卫雕像的私｜处用树叶遮上——她说，他们想“把他的Schl·ng蒙上”。
“英语和依地语里的脏话比波兰语的好听一些。”她发现这一点后对我说，“你知道在波兰话里‘入’怎么说吗？是Pierd·lic。它根本无法与英语词相比。我更喜欢‘操’。”
“我也喜欢说‘操’。”
这样的对话让我既慌张又激动（她从内森那里同时学会了直率，对此我还真不太习惯），于是我试着改变一下话题。我装出一付无动于衷的样子，其实在她面前我一直心慌意乱，魂不守舍，而且还因为她洒的香水——一种很浓很腻的麝香味。我们第一天去康尼岛时，正是那种香味撩起了我的欲望。现在那香味似乎从她的胸口飘出来。我吃惊地发现，她的胸部大部分露在外面，一个低胸的丝质胸罩在衬衣里清晰可见。那是个新胸罩，而且我敢说，并不真正适合她。在我认识苏菲的几周时间里，我知道她十分保守，尤其对衣着低调处理（她与内森有着共同的对过时服装的嗜好，但这是另外一回事）。她总是穿着并不显眼的衣服，尤其是上装；我看见过她穿丝绸衬衣、开司米羊毛衣和尼龙泳装，胸部在衣服下摆动，但从没有过任何的出格。我只能从理论上解释说，这是战前克拉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