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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达到口舌的‘平稳期’之前，”我听见莱斯丽说，尽管那时我已困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我从未对你说过那些话。现在我完全可以说了。我指的是盎格鲁撒克逊的那些人人都会说的淫秽词语。我的心理医生——朴尔沃玛泽医生说，一般来讲一个社会的压抑都与它对性语言的严厉压抑有直接关系。”我的回答夹杂着一个巨大的哈欠声，以致听起来有点像野兽的吼叫，“在‘平稳期’，你可以说性茭却不能这样干！”她的回答在我的脑海中变成了一种模模糊糊的支离破碎的声音。有好几分钟，我已困得不能支持，只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莱斯丽现在正深深陷入一种叫器官疗法的治疗之中，在未来的几天里，她将会坐在某种盒子里，耐心地吸着乙醚散发出的某种魔力，这将把她带入另一个平稳期。困倦又一次向我袭来。我打着哈欠语无伦次地祝她好运，然后，说也奇怪，甚至当她还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可能在某一天时——某天！我已经进入了梦乡。我做了一个奇怪的吓人的梦，在梦里同时被极度的快乐和痛苦撕裂着。这个瞌睡可能只打了一小会儿便醒了。我醒过来时——我眨眨眼睛，看见莱斯丽还在自顾自地说着她的故事——发现我的整个身子全压在手上。我把手从屁股下抽出来，五个手指已被压得变了形，完全麻木了。这或许可以解释我那不可言喻的伤心的梦。在梦里，我又一次在长沙发上热烈地拥抱莱斯丽，而且终于摸到了她那两个被紧紧束缚在苦艾和金属丝做成的｜乳罩里永无出头之日的Ru房。我用手抚弄着它们，就像揉着一团生面团。
许多年之后，我总算明白了莱斯丽的执拗，或者说，她那坚不可摧的贞操观与我不得不写的这部大部头小说形成了怎样的美妙对照。上帝知道，如果她真的是一个她所扮演的不负责任的、放荡而又富有经验的花花公主的话，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她是那么的丰满成熟，令人垂涎，我还没弄明白就成了她的俘虏。这肯定会将我从耶塔那粗糙的摇摇欲坠的粉红色宫殿中，并毫无疑问地将我从构成这个故事主要原因的一系列事件中拉出来。但莱斯丽对我的信誓旦旦与可怕行为是那么的不同，把我的心伤得如此之深，以致我大病一场。身体上的病其实并不严重，不过是一次流感加上精神极度消沉。但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内森和苏菲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不时为我送来西红柿汤和杂志），并肯定自己的生命已走到尽头。这尽头便是性，它像一座乱石岗，我在那里莫名其妙地摔了一个大跟头。
我知道我那时的长相还算中看，有着一种特别吸引人的聪明才智以及南方人谈话的机趣。这一点我十分清楚，它使我拥有一股甜蜜的诱人的（但决不是讨好、奉承）魅力。尽管我充分挖掘这种聪明才智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找不到一个女孩子愿意和我一同体验性的美妙。现在看起来——当发烧躺在床上时，我认真读着《生活》，伤心地想着莱斯丽和我在黎明昏暗的光线中谈话的样子——这是一种病态。不管多么痛苦，我都应认为它是我那倒霉的命运中的一环，就像人们必须接受口吃、兔唇之类令人厌恶的事情一样，我最终也必须接受它们。我还不是性感的斯汀戈。我不得不安于这点。但我同时认识到，我已拥有更令人兴奋的目标，这可以算是一种补偿吧。毕竟，我是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有一句老生常谈说，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的创造教者都是那些富有献身精神的人们。他们集中才智，不允许错位的感情颠覆美与真的更深远的目标。所以，斯汀戈，往前走吧。我对自己说，重新打起精神来，忘记伤痛，继续你的工作吧。把色心抛在脑后，把激｜情倾注到你脑子里那些引人入胜的呼之欲出的形象里吧。在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如此这般的告诫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我觉得头脑清醒，精神爽朗，好色之心荡然无存。我开始大刀阔斧地继续与各式各样的小人物纠缠不休：仙子、小丑、乡巴佬、可人儿，还有受尽折磨的母亲、父亲，让他们重新充斥我的小说的每一页。
我再也没见过莱斯丽。我们在那天早上沉闷地分了手，但分手时我们都很悲哀。她让我给她打电话，但我从未打过。从那以后，她常常在我那些淫荡的幻觉中出现。在以后的许多年里，我的脑子里时而浮现出她的影子。尽管她让我受尽折磨，我仍希望她能有好运，无论她去了哪里以及最终变成什么样的人。我总是希望她能在沃根箱子里梦想成真，进入到更高的“高原期”，而不是总停留“平稳期”。假如不行的话，就像她所接受的其他治疗一样，我绝不怀疑在紧接着的十年里，那种非凡的对利比多（性欲）的关心与呵护的科学疗法，将会让莱斯丽尽可能地实现她的梦想。也许我是错的，但为什么直觉告诉我，莱斯丽最终还是找到了她的那份幸福？我不知道。但不管怎么说，我所看见的她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很有修养、雅致阔气、风韵犹存的半老除娘，对脏话出口谨慎，婚姻美满，子女成群，而且（我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性欲极强。
第八章 博学多才的内森
那年夏天气候一直不错，只是有时到了傍晚有些闷热潮湿。这时，内森、苏菲和我便溜到教堂大街拐角处一家有空调的“鸡尾酒廊”——天哪，多么好听的名字！它的正名叫枫苑。那时，在弗兰特布西一带没有几家像样的酒吧（对此我一直很迷惑，后来内森告诉我，对犹太人来说，坐酒吧慢慢饮酒是很不成体统的事）。我们现在去的这家酒吧生意的确兴旺，多数顾客是蓝领，如爱尔兰籍的看门人，斯堪的纳维亚籍的出租车司机，德国籍的建筑工地监理员，还有像我这样的个别的散客。我发现偶尔也有几个犹太人，他们总显得鬼鬼祟祟、偷偷摸摸的。枫苑很大，位于一条脏乱破旧的小街上，灯光昏暗，有一股淡淡的死水味，但吸引我们的主要是冷气机，还有那种无拘无束的轻松气氛。再说，它的价格也很便宜，啤酒只卖十美分一杯。我了解到这家酒吧建于1933年，是为了庆祝禁酒令的废除而修建的。它宽敞甚至有些空旷，从某些凹凸的部分能看出它最初是一个舞台。但从一开始，这里就没有出现过酒吧老板所设想的科里班特式的巨大欢宴。由于某个致命的失误，那些整天喝得醉熏熏的创办人没有发现他们把酒吧修在了一个井然有序、恪守规范的街区，结果侵礼会或孟诺派的犹太教徒们对它说不，荷兰基督教改革者们也对它说不。
因此，枫苑一直没有获得歌舞表演的执照，所有那些金光闪闪的舞台装饰，包括像卢比·凯勒电影里那样的旭日形的旋转吊灯，本来是为那些轻佻的舞女们金光闪闪的服饰增色所用，但现在统统弃置一旁，上面积满灰尘污垢，锈迹斑斑。凸升起来的舞台是这个椭圆形酒吧的中心，专门用来让那些长着柔滑长腿的脱衣舞女们向围坐在台下伸长脖子傻看的人们扭动着她们的屁股，而现在这里却脏乱不堪，堆满各种标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