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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信，但都被退了回来，上面盖着……查无此人……的邮戳。我只是想告诉他们，我非常爱他们，特别想对卡兹克说这话。这不是因为我爱他胜过爱父亲，而是因为在最后那段日子里，我们大吵了一架，吵得很厉害。我们几乎没吵过架，不过我们结婚已经三年多了，我想有时拌拌嘴也是很自然的事。不管怎样，出事的头天晚上，我们吵了起来。我已经想不起是因为什么，真的，我对他说：……去死吧！……。他冲出门去。那晚，我们没睡在一起。从此以后我再也没能见到他。我想这就是我无法忍受的，我们没有亲热地告别，没有亲吻，没有拥抱，什么也没有。噢，我知道卡兹克明白我是爱他的，我也知道他爱我，但一切都那么糟。我们不得不承受痛苦，因为我们再也不能把这些告诉对方……
“所以，斯汀戈，这么多日子过去了，我仍然有一种无法摆脱的愧疚感。我也知道这没有什么道理的，就像在瑞典时那位犹太老妇人对我说的那样。她试图让我明白，我们的爱才是最要紧的，而不是那次愚蠢的吵嘴。但我还是十分内疚。很可笑吧，斯汀戈。我想我又学会哭了，或许这表明我又是一个人了。是的，一个人。我常常独自一人听音乐，那乐曲声总让我想起卡兹克和过去的岁月，我便忍不住想哭。有一首乐曲我几乎无法去听，因为它总是让我哭个不停，鼻子塞住，出不了气，眼泪像溪水一样哗哗直流。那就是我在圣诞节得到的那张汉德尔的唱片，里面那首《我知道救世祖还活着》的曲子总让我想哭，因为我的愧疚，还因为我知道我的救世祖并不存在，我的身体早已被寄生虫残蚀，我的眼睛永远永远看不见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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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叙写的这段时间是1947年的夏天，苏菲对我讲述了许多她过去的事情。我命中注定要被苏菲和内森的情感所诱惑，就像六月里那些不幸的小虫子被蜘蛛网罩住一样。那时，她正在一个叫布兰克斯托克的医师开在布鲁克林一个偏僻街角的诊所里当接待员。布兰克斯托克是个按摩师，很早以前从波兰移民而来。他的病人大多是过去的老移民或新近入境的犹太难民。苏菲在一个国际救援组织的帮助下来到纽约后，不久就找到了这份工作。起初，布兰克斯托克（除依地语之外，他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波兰语）对派给他的这个年轻女人十分恼火。她不是犹太人，只会几句弊脚的依地语，还是在集中营里学来的。但医师是个好心人，而且毫无疑问被她的美貌所打动，考虑到她的难处，还有她讲的一口漂亮的德语，便雇用了她。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的所有财产就是瑞典难民营发的那些又薄又小的衣服。其实布兰克斯托克根本无须顾虑苏菲的语言“缺陷”，没过几天，她就能用依地语和病人聊天了，就像她本来就出生在犹太人居住区一样。她在耶塔公寓租了间便宜的房间，这是七年来她的第一个真正的家。她差不多在找到工作的同时租下了房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周三天工作日，使苏菲能把她的精神与肉体都支撑下去。同时她还用空余时间到布鲁克林大学的学习班学习英语，以期能够完全溶入纽约那生气勃勃、热闹非凡的都市生活。
她告诉我，她从没对这种生活感到厌倦。她决心要把过去抛在脑后，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做，如果受尽磨难的脆弱神经允许的话。所以对她来说，这座庞大的城市从现实到精神都是一个新世界。她知道自己的健康状况还很差，但这并不妨碍她享受快乐。她就像一个孩子泡在冷饮室里那样轻松愉快。首先，音乐，仅仅是能听到音乐，就足以使她内心充满快乐，好比一个人在刚刚得知有一顿丰盛的晚餐等他享用时的那种欢快的心情。遇见内森之前，她还买不起留声机。不过没多久，她就有了一台廉价的小型便携式收音机，能播放出美妙的音乐。她分不清那些著名的有着怪异的开头字母的音乐家的姓名，也弄不懂WQXR、WNYC、WEVD等广播电台。她只是沉浸在音乐中，沉浸在播音员迷人的磁性嗓音中。她与音乐已经久违了，甚至一些陌生的作品，像舒伯特的未完成乐章，都能让她耳目一新，激动不已。当然，还有音乐会。音乐学院不定期举办的音乐会，以及夏季在曼哈顿列维山体育馆举办的音乐会，都给了她美妙却又便宜得几乎称得上免费的音乐享受。一天晚上，她到体育场听梅纽因乐团演奏贝多芬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乐曲充满柔情与激｜情，几近疯狂。她坐在圆形看台的边上，身子在星光下瑟瑟发抖，内心却感到一种奇妙的宁静与安详。这让她大吃一惊，同时也意识到生活有了希望。她可以将支离破碎的生活重新拾起来，开始一种新生活。
最初几个月，苏菲大半时间独自呆着。由于语言上的障碍（很快解决了），她很害羞，而且她喜欢一人独处，尽情享受孤独。因为那几年里她几乎没有独处的时候，也没有书或任何印刷品可看。现在她贪婪地读书，订阅了波兰版的美国报纸，经常光顾富尔顿大街的波兰书市，那里有一个大型的图书馆可供阅读。她回忆说，她读的第一本书是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大转移》，然后又读了《解甲归田》、《美国悲剧》，还有沃尔夫的《时光与河流》。最后这本书的波兰译文很拙劣，以至于她不得不打破在集中营中立下的一生不看德语书的誓言，到公共图书馆借了一本德语译本来看。或许是因为这个译本的译文生动流畅，也或许是因为沃尔夫伤感而又乐观的抒情文风，所以尽管苏菲那时对美国只有粗略的印象，只有一个异乡人对这个广袤而繁华的国家的一丁点了解，这本书仍让她激动不已，以至整个冬天和春天都在读它。事实上，沃尔夫完全抓住了她的心。她决定再读读他的《看看家乡吧，安琪儿》的英文版本，不过很快便放弃了，因为她发觉这对她太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英语确实很难，那些异体性、缀字法等等都不那么明显，而苏菲的读写能力也明显不及她那迷人动听的口头表达能力。
苏菲在美国的全部经历仅限于纽约，而且大部分是在布鲁克林。不久，她开始热爱这座城市，与此同时也被它吓坏了。在她的一生中，她只知道两座城市：小巧宁静、充满宗教气氛的克拉科夫，以及轰炸后断壁残垣、狼籍一片的华沙。她的出生地那些古老房屋的屋顶，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都已成为她无法追忆的往事。而克拉科夫与布鲁克林的日子常常搅和在一起，使她几乎难以保持清醒。她说，在耶塔公寓最初的几个早晨，她醒来时看见自己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四周是陌生、奇怪的粉红色。她迷迷糊糊地听到从街上传来的隐约的嘈杂声，很久都不能想起自己是谁，也不知道身在何处，以至于长时间处于昏昏然的恍惚之中，就像童话中一个欢乐的小姑娘，一觉醒来便已来到一个全新的一无所知的王国。这时候，她才完全清醒过来，一种既喜又悲的感觉涌上心头。她便一再对自己说：卓娅，你现在不在克拉科夫，你现在是在美国。然后起来，重又面对乌烟瘴气的地铁，布兰克斯托克的那些病人，以及布鲁克林那绿色的美景；面对温馨的，富裕的，污秽的等等一切不可思议的东西。
耶塔公寓离希望公园很近，那儿成了苏菲的一个避难所。对一个孤独、美丽的金发女郎来说，那是个散步、沉思的安全去处。阳光穿过树林洒在小径上，斑斑点点，到处花粉飞扬，巨大的洋槐和榆树巍巍耸立在起伏的草地上，似乎已准备好为瓦都或弗拉冈德的野餐图提供荫凉。在空余时间或是周末，苏菲总是长时间地流连于此。她带着美味可口的午餐，舒服地呆在这些树下。她后来向我承认说，因为过于敏感害羞，她十分克制自己的食欲。一到这座城市，她像从铰链上被解脱下来，可以大吃特吃了。但她知道，她必须培养谨慎进食的习惯。在难民营时，从瑞典红十字会来的负责照料她的医生说，她患了严重的营养不良，这对她的新陈代谢将长时间有或多或少的损伤。他提醒她必须谨防饮食过量，尤其不要吃太多的脂肪，不管它的诱惑力有多大。但对她来说，饮食变成了一场愉快的游戏。在一次午饭时间，她走进弗兰特布西一家琳琅满目的熟食店，为希望公园的野餐买点食物。整个采购过程让她感到一种肉体上的痛苦。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品种繁多，应有尽有。她在那香气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