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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菲带着这一使命来到司令官的家，在这儿度过了十天，然后以闹剧结束了这段日子。对那一天她记忆犹新，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她企图引诱霍斯，但因为恐惧和惊慌，她完全忘了该干的事，直接向司令官提出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于是失去了拯救吉恩的最好良机和惟一合法的途径，只得到一个痛苦然而甜蜜的保证——可以亲眼见见自己的儿子。（那天晚上，她在回地下室的途中想，她要集中她的全部智慧，在第二天早上——霍斯答应把她儿子带到办公室见面的时间——把她的计划简要地告诉他。）也正是在那天，另外的恐惧和痛苦又向她袭来，这些无法承受的责任和风险的重担最终击溃了她，使她终于无法完成汪娜交给的任务。四年后，在布鲁克林的一个酒吧里，她向我谈起了至今萦绕在她的脑海里让她绝望的羞愧感。这是她向我忏悔的最阴暗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一个词——“糟透了”，而我开始明白这“糟透了”的含义远远超过（在我看来）她为引诱霍斯的那种笨拙方式，以及试图用她父亲的小册子来影响霍斯的同样笨拙的举动而感到的内疚。我开始明白在苏菲的自我中，对纯粹的罪恶已完全麻木了。最后，苏菲痛苦地回忆说，她的失败化解了一次很容易的尝试，而一个用金属、玻璃和塑料绕成的收音机是多么重要啊，汪娜曾交待她一定要偷到一台收音机，可她把这个机会化为了泡影……
在霍斯阁楼下面那段楼梯一侧的平台处，有一间小屋子，以前用作前室，现在被爱米占用着。她只有十一岁，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苏菲曾无数次经过这间屋子到楼上的办公室去，注意到她的房门常常开着——她曾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暴君专制的铜墙铁壁中，哪怕小小的偷窃都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同谋杀一样不可能。苏菲曾不止一次在那门前停留，用几秒钟的时间飞快些地扫视这间一尘不染的整洁的房间：一张铺着印花床单的单人床，椅子上堆满填塞动物，一些银制器皿，一个布谷鸟报时钟，一面挂着许多镜框的墙（镜框里嵌着一些照片，年轻希特勒青年团员行进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山景（爱米在其中笑逐颜开），她本人着泳装的海景，还有嬉闹的小狗，元首的肖像，“海尼大叔”希姆莱，笑逐颜开的妈妈和爸爸，等等），一个衣柜，一个放着首饰盒的化妆台，盒子旁便是那台便携式收音机。正是那台收音机常常吸引住她的目光。苏菲很少听到它的声音，无疑是因为楼下那台整天播放着美妙音乐的留声机。有一次她经过那儿时，发现收音机打开了——里面正要播放一首华尔兹舞曲，声音很清晰，可以判断是德国军队的电台播出的，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
但苏菲陶醉的不是音乐，而是收音机本身，它是那样不可思议的小巧。苏菲从没想到科学技术居然有如此魔力。但那时，她已了解到第三帝国新生的电子科技正在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台收音机不超过一本普通书的大小，褐红色的表面烙着“西门子”字样，面板是塑料的，一根天线从上面伸出来。苏菲看着它既害怕又羡慕。十月的那天黄昏，与霍斯交锋后，她回地下室的途中又经过那扇开着的门，又看见了那台收音机，她想今天不能再犹豫了，她必须设法偷走它。这一想法令她感到极度恐惧。
她站在过道的阴影中，离斜顶小屋的楼梯只有几步之遥。收音机里播放着柔和的华尔兹舞曲。霍斯的脚步声从下面传来，他已离开房间去巡视。她静静地站了一会，感到又饿又冷，浑身无力，像要病倒了。她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现在她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个恶作剧。不，她还没有完全失败：霍斯至少答应让她见见儿子。但回头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再想想即将来临的集中营的折磨——这一结局令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她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因饥饿而感到一阵恶心。那天早上就是在这儿，她把吃下去的无花果全吐了出来。现在这里已被党卫军的奴才们打扫干净了，但在她的想象中，这里仍有一股酸甜的香味。她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疼痛难忍。她闭上眼睛伸出手向前摸索，突然触到一把软毛，像魔鬼身上毛绒绒的小球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摸到的是一个牡鹿的鹿角。这是霍斯1938年在视野开阔的科尼西山坡上的捕获物——她听见他对党卫军来访者说，“三百米远一枪命中”。（谁知道呢，也许她当时也听见了这致命的一声枪响！）
牡鹿的两只眼球向外凸着，苏菲的样子便映在那里面：虚弱不堪，死灰般的脸色。她死死地盯着那个映像，一时间迷茫，紧张，没了主意。她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这么迷乱呢？在这几天里，苏菲好几次经过爱米的房间。她越来越渴望实施那个计划。她不想辜负汪娜的信任，这一直像噩梦一样困扰着她，但是——上帝，这多难啊！关键的因素只有一个：怀疑。如果这部稀有的收音机不见了，将会导致报复，惩罚，拷问，甚至滥杀。这所房子里的犯人自然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他们首先会被搜查，拷打。甚至包括那两个肥胖的犹太裁缝！但苏菲发现她可以利用另外一点，即党卫军的人也可以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只有像苏菲这样的极少几个囚犯可以到楼上来，那么这个图谋完全没有可能性，无异于自杀。但是，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党卫军经过这里到霍斯的办公室去——传递消息和命令的通讯员，以及来自集中营各部门的各种人。他们也可能把贪婪的目光伸向爱米的袖珍收音机；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会被怀疑。事实上，有比囚犯多得多的党卫军成员经常到霍斯这儿来，苏菲觉得她完全能迅速摆脱嫌疑，这很符合逻辑——甚至她可以捕捉到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事儿。
那么现在就是如何把握时机干净利落地行动的问题了。她已在前一天与布罗尼克悄悄说好：她将把收音机藏在囚服下面，然后迅速回到楼下，在黑洞洞的地下室里交给他，再迅速地转移到等候在大门外的联络人手里。同时，房子里肯定会乱成一团，地下室马上会被翻得底朝天。布罗尼克也会参加搜查工作，他会一瘸一拐地边走边提出一些建议，充分展示其走狗的丑恶嘴脸。但愤怒和混乱最终毫无结果。被吓得战战兢兢的犯人们逐渐又放松下来。而在部队驻地的某个地方，一个长着老鸨脸的党卫军小队长惊恐万分，因为关于他偷窃的指控正四下传播。地下组织从而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在集中营的某个角落，男男女女围住这个宝贵的小盒子，收听肖邦的乐曲，音量被关得很小很小。他们相互说着鼓励的话，好像重又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她知道她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她移动脚步，心狂跳着，顾不上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的恐惧——鬼鬼祟祟地走进屋子。她刚走了几步，身体晃动了一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她预感到她在时机和策略上犯了可怕的错误：如果她把手一放到收音机那冰凉的塑料壳上，灾难便会马上降临。这感觉像无声的尖叫弥漫在这间屋子里。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当她的手触到那渴望已久的东西的一瞬间，她想起了她父亲在一个遥远的夏日说的话，那声音里充满鄙夷：你干的一切都是错的。但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已在她身后响起，是那种冷静的说教式的德语：“你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从这儿上下楼，但不需要你到这间屋子里来。”苏菲倏地转过身，爱米迎面站在那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