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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您不是，”昂热拉说，“您不是。相反，您太严肃了。几年前，戛纳这里生活着一位作曲家，一位在法国非常有名的人物。他也跟您一样老是顾虑重重。他老是说，他身陷困境。他会因为每一桩小事陷入困境。您知道大家怎么称呼他吗？”
“怎么称呼？”我问，嗅着她的清新皮肤上的温馨。
“困窘乔。”昂热拉说。
“他为什么又离开了这里？”
“他找到了一位妻子，一场伟大的爱情。它治愈了他的困境癖。他跟她远远地离开了，去了一个遥远的国度。我不知道是去了哪里。听说他非常幸福。”
“晚安，昂热拉。”我说。
她又温柔地在我的嘴上吻了一下。
“晚安，困窘乔。”她说，“我给你叫辆出租车。你别让人宰了。到‘庄严酒店’，司机至多可以索要十二法郎，不能再多。如果他抽出那么一张表格想多要，您得马上抗议。”
“好的，夫人。”我说。
“明天在‘沙利马’见。”昂热拉说，说完随手关上了门。我坐电梯下楼。我将钱包裹甩来甩去。困窘乔。滑稽，很滑稽。只不过我确实是身陷于困境之中。比如说，我有个妻子。比如说，我身体不健康。可这些昂热拉不知道，必须公正。她也不应该知道这些，我痛苦地想。不，她应该永远不知道这些。永远不知道？这怎么可能？困窘乔。非常滑稽，真的。
出租车来了。在铁轨那儿我们又得停下来，因为拦木放下来了，先得让它升起来。那位出租车司机认出了我是外国人，在‘庄严’酒店前面果然抽出一张表算账。我粗声对他说，车费十二法郎，给了他十三。他说了句“臭老外”之类的话就开走了。
我洗澡，裸身躺上床去，想像昂热拉一丝不挂的样子。然后我想起我的妻子。我也看到我的妻子一丝不挂，这让我非常神经质，我爬起来找烟。我一整天没吸烟了。现在我连抽三根。我像个傻瓜似的打量着我的左脚趾。我穿上一件晨服，走上阳台，望着夜幕下的十字架路和大海，想我跟昂热拉的未来。喷水车驶过，清扫着行车道。我越来越不安，越来越神经质。三点半左右，我给昂热拉打电话。占线。我一再地试，昂热拉的电话总是占线。后来我放弃了。妒忌攫住了我。昂热拉这时候还跟谁通电话？我又吸了一支烟。这时电话铃响了。
“卢卡斯！”
“罗伯特！”是昂热拉，她的声音听上去透不过气来，“你跟谁讲了这么长时间？”
“没跟谁。”
“可你的电话一直占线！”
“对，因为我正试着给你打电话，可是你那儿一直占线。”
我听到她笑起来。
“我一直在试着跟你通电话！”
“为什么？”
“因为……我……我还想说点事，罗伯特。”
“什么事？”我问。
“谢谢。”
（）
“谢什么？”
“有一回你给我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啥也不谢。’”
“对，那是三天前……漫长的时间以前……千年以前。现在我真的要感谢你。”
“为什么谢？”我再次问。
“为你在分手时表现得那样。”
“我还有什么选择呢？”
“噢，不，”她说，“这不对，你知道的。如果你强迫了我，我……我会放你进房。那样不好。”
“不，”我说，恢复了平静和从容，“不，你说得对，那样不好。”
“不应该这么快，”昂热拉说，“这样很愉快。应该慢慢来，好让它完美无缺。你不也想这样吗，罗伯特？”
“对，我也想这样。”
“你机灵。你不是困窘乔。我想过此事。你肯定有真正的麻烦。”
“每个人都有一些。”我说。
“您会解决它们的，罗伯特。”
“肯定会的。”我说。
“我对你讲你写在纸条上的话。现在我说‘谢谢’。谢谢一切。你扔掉了那张纸条吗？”
“我一直随身带着它，在我的钱包里。”
“把它放在那里面吧。将来我们会端详着它回忆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对。”我说。
“晚安，罗伯特。好好睡。”
“你也是，”我说，“晚安。”
我把听筒放进叉簧，关掉灯。通阳台的门我没关。又有洒水车驶过十字架路。我听到它的喷水口在沙沙响，扫净路面的大辊子轻轻滚过。
15
矮个子路易·拉克洛斯和那拉来自尼斯司法警察局的鲁瑟尔探长默默地听着我讲。探长高大魁梧，长着灌木样的浓黑眉毛，波浪样的白头发。我向他们讲了自从我回到戛纳后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们，我在杜塞尔多夫从弗里瑟司长和缉税官克斯勒那儿了解到的一切。
我边讲边眺望窗外的马利提姆码头，小艇在那里驶进驶出。渔民们夜航归来了，正在清洗他们的船只，把网张开来晒。远方的树阴下我看到有几个老头在玩球。现在还不到八点，戛纳还不是太热。
“这一切，”鲁瑟尔最后说，“非常让人捉摸不透。克斯勒先生的解释跟您现在的解释截然两样。”
“这当然有可能纯粹是自我保护的解释。”我说，“特拉博邀请我今天跟他、他的妻子和黛尔菲娅夫人一道去海上。特拉博也许会向我讲点对我们有用的重要的事情。他给我一种正直的印象。克斯勒在戛纳吗？”
“他又回来了，对。他打过电话。他还没来。我们现在正等着从巴黎来的我们的金融专家。他显得想跟他们合作。他没通知过您吗？”
“没有。可这是约定好的，我们只在万不得已时才联络。否则我们形同陌路人。”我掏出一只信封递给拉克洛斯。
“这是什么？”他问。
“您向我要求的笔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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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您全弄到了？太好了。我马上把它们交给我们的笔迹专家。也许……”他的声音哽住了。
“您怎么了？”
“小孩出麻疹。”拉克洛斯说。
“所有的孩子都出麻疹。”我说。
“但不是没有危险。”拉克洛斯说。
“他十分爱他的家庭。”鲁瑟尔说，“对不对，路易？”
他默默地点头。
“您呢？”我问探长。
“我没有家庭。我独身。对于我这种人来说，这样大概是最好的。您瞧，如果我谁也不爱，那我就不会经历艰难的时刻。”鲁瑟尔说。
“但也没有幸福的时刻。”我说。
“有时有小小的幸福，”探长说，“有时候，当我需要它的时候。那时我就劝说我自己。但我知道，我只是劝说我自己，事过之后，我不伤心。另外，我的手下和我将在这里呆到破获维阿拉谋杀案为止。我们就驻守在这里的中心分局。”
16
这天，我在白裤子外面穿着一件白衬衫，脚穿白凉鞋，带着昂热拉送给我的皮包。我从旧码头沿十字架路慢慢地往下走，经过一家家酒店，直到巴黎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珠宝店那白色的分店。我昨天在赌场一赢到钱就知道了该怎么处理这许多钱。
凡·克莱芙店的店面不大，但它有空调，布置得很有情调。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比我年轻许多，上身穿着蓝衬衫，下身配白裤子，一根鳄鱼皮带和蓝凉鞋。他模样俊美，一见到他笑，你也就忍不住微笑。我还从没遇上过这样的男人。
我说，橱窗里有一对钻石耳环。他跟我来到店门外，我指给他看那对耳环。当我们去“费利克斯”吃饭时，我感觉到昂热拉的目光在那上面停留过。
“就是这一对。”我说。
他点点头。我们走回店里，他从橱窗里取出了那两只耳环。我说了我叫什么，他报出了他的名字。他是凡·克莱芙和阿尔佩尔斯这家分店的经理，名叫让·凯马尔。从里面的一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一位金发女子，凯马尔为我作了介绍。凯马尔夫人跟她的丈夫一样给人好感，亲切和蔼。她叫莫妮卡。
“您听我说，凯马尔先生。”我说，“我很想知道，有没有某位夫人已经打听过这对耳环。”
“这我或许不能告诉您。”他说，微笑着。
“您可以说，是黛尔菲娅夫人。”
“噢，黛尔菲娅夫人！”看来她在这里也相当出名。当然了，我想。大概她的首饰，或者其中的一部分就是在这儿买的。“对，先生，黛尔菲娅夫人有一次进来，让我将这对耳环拿给她看过。她特别喜欢它们。”
“我知道。”我说。
“这跟马蒂妮·卡洛尔，那位已去世的电影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