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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似乎啥也没觉察。她直勾勾地盯着烛焰,她的嘴唇仍然在动。后来她突然站起来,看着我。她的目光从远方返回。我们手拉手走向门口,老太太等在那里,以便在我们走后锁上门。我想给她钱,但是她拼命拒绝。
“如果您想给钱,请投进这儿的箱子里。”
“这我已经做了。”我说。
“那就行了。”老太太又望着我。她所经历过的一切恐惧永远不会从她的眼睛里消失。“你们是和蔼可亲的人,上帝喜欢和蔼可亲的人。当你们充满忧苦时,重返幸福之中吧。上帝会帮助你们,始终会帮。当然是以他的方式。也许你们不理解他的帮助或不能当场理解,但是他确实在帮助。如果没有他和他的善良,这个地球早就消失几千年了。夫人,先生,我祝你们愉快。”
“谢谢。”昂热拉说。
我们穿过荒芜的公园走回车子。它停在树阴下,此刻,车顶上落满了某种开花的树的花粉。我们回头看。老太太正在关大门。
“这下它就不再光是我的了,现在它是我们的教堂了,罗伯特。”昂热拉说。
“对,”我说,“我真喜欢那尊黑色的圣母像。”
“咱们会经常来这儿端详它。”昂热拉说。车里很热。我们的教堂里很凉快。
2
我们沿十字架路上行,驶向“庄严”酒店。当我在我的房间里迅速冲好澡,穿上麻布裤、衬衫和凉鞋时,昂热拉已经在楼下平台上“我们的”角落里等候了。上楼回房前我订了香槟,当我现在回来时,一位侍者正在开瓶塞。我们喝起来。正是喝开胃酒的时辰,平台上又坐满了,十字架路上车水马龙。昂热拉吸烟,可是我不吸。这是我的计划。我还想长久地生活在昂热拉身边,不想生病或死去。我从口袋里取出我收藏的象,放到昂热拉面前。这是我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
“罗伯特!”
“怎么?您同样也送过我一只。”
她从四面打量了这只象很久。
“很漂亮,”她说,“我谢谢您。”
“这一下每个人都有一点对方的东西了。”我说。
“我也有您的小熊,您有驴子。”
“您有我,”我说,“如果您想要的话。昂热拉,您就要我吧!”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的球滚到了我的鞋前。我弯下身,把它朝那个小男孩扔回去。那是个日本小男孩。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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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将一切都讲给您听……”
“慢慢讲。”昂热拉说。
“是的,慢慢地讲。但这一件马上就讲。您必须马上知道。当我来到这儿还不认识您时,我已厌倦了这个生命。我想自杀,想在这里弄一种好毒药,把这看成我的最重要的任务。”
她点点头。
“怎么回事?”
“您来找我时,罗伯特,我就想到这种事了。”
“想什么事?”
“这个人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您……您让我同情。您是那么委靡不振……”
“因此您才跟我去购物?”
“对。”她简洁地说,“我想,也许我可以帮助您。”
“您帮助了我,不停地帮,这您知道。”
“如今您不想再服毒了。”
“今天?您知道我今天想干什么,昂热拉。”
她喝酒,望着她的杯子。
“您问过我,什么时候想去那座教堂。”
“对。什么时候?”
“我打算,等我有一天快活了,真正快活了,我就去。”
我的心突然跳得那么大声,我害怕会发作,但是我很快就认出来了,这是另一种心跳。
“您现在快活吗?”
她以她那仍然很悲伤的眼睛望着我,点点头。
“因为什么,昂热拉?”
“因为我钻出了我的回忆的牢笼。”
很多汽车在十字架路上吱吱地、轻轻地滑行。平台上有人在大笑。远方的海面上停泊着两艘美国的驱逐舰。风平浪静,驱逐舰冷冷的、灰灰的。船头有很大的数字,但肉眼辨认不出来。
3
“事实上我们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怕被人谋害。”梅利娜·泰奈多斯说。这位希腊船主的妻子矮小漂亮,像只布娃娃。她也像有些能讲话的布娃娃一样喋喋不休。梅利娜穿一身红绸衣。她丈夫矮两胖,肯定比她老三十岁,魁梧,黑头发,褐色皮肤,戴着黑框的深度眼镜。
“我们的仆人名叫维托里奥。他从艾尔巴来,是个左派。”
“一位非常危险的左派。”她丈夫说。他摘下一棵洋蓟树的叶子,一片片地浸进醋里,再把它们吮干。他以一种令人倒胃口的方式做着这一切,我从没见过。他的吃相比我的上司古斯塔夫·勃兰登伯格还要难看。
“这位维托里奥天不怕地不怕。”泰奈多斯淌着口水说。
“他煽动众人。”他的漂亮的布娃娃妻子聒噪道,“我逮住过他好多回,他发表演讲,发表他的煽动性演讲。您知道,我们在戛纳的房子有这幢这么大,特拉博夫人。您也知道,我们为什么不再请客。”
“我知道。”苗条的帕斯卡勒·特拉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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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我说,“为什么?”
“好吧,为了不刺激手下的人,卢卡斯先生!我们的仆人受到维托里奥不停的煽动。如果也要他们烧这么一餐饭端上来,我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发生公开的暴乱。可惜我们这里只有金餐具。阿塔纳西奥睡觉时都将手枪打开保险,放在床头柜上。”
“我必须这样。”她丈夫嘀咕道,咂着嘴,用手背擦拭油腻腻的嘴,继续将另一片洋蓟叶子放在调味汁里吮食。“在希腊不这样。那里安安静静,秩序井然。可在这里,蓝色海岸——统统是罪犯流氓,那些仆人。完全赤化了。”我感到昂热拉的鞋尖踢在我的鞋尖上。她的脸兴趣盎然地朝着这位希腊人。“我常讲,在我们那儿,早就将这种人流放到一座岛上去了。您知道吗,在戛纳这里,我只能将我妻子的首饰存放在保险箱里。我们开车来这里时,才让她戴上它们。就为了不让仆人们看到。”
“您想象不出那些人有多恶劣,而他们在我们家可是够舒服的了,卢卡斯先生。”梅丽娜掀动着粘上去的眉毛。她满身首饰。在她摆布好所有的流苏之前,司机不得不开着车载她穿过半个戛纳。
“您可以换其他人啊。”我说。
“您不懂这里的情况,卢卡斯先生。”阿塔纳西奥·泰奈多斯说,“这里人人平等。全赤化了。我们在这儿家里穿最普通的衣服,吃最简单的饭菜,只为了让维托里奥不去挑唆其他人。但他还是挑唆。我坚信,当我们在雅典时,他试图弄清保险箱的密码。不过这可够他试的。那是一种特殊装置,专为戛纳设计的。”泰奈多斯喘息着,恶意地笑着,笑时有一点洋蓟从他的嘴里掉了下来。他伏在碟子上吃。
“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让维托里奥和其他人高兴。”他妻子说,“我们甚至邀请过维托里奥跟我们一道吃饭。您知道他讲什么吗?”
“什么?”帕斯卡勒·特拉博问。我看到她一脸严肃,可我不敢肯定,是不是特拉博夫妇和萨冈塔纳夫妇觉得这个故事荒唐。
“他无比傲慢地拒绝了!”梅丽娜·泰奈多斯生气地叫道。
“冷冰冰地拒绝了。”她丈夫说。
“因此,”他妻子喳喳地说,“当我们想吃喝点好一点的东西时,我们总是偷偷地吃偷偷地喝。如果我们想要鱼子酱或香槟,请你们原谅!我们就得深夜在客厅里把钢琴推到一边去。”
“为什么是钢琴?”我诧异地问。
“那后面有一张书橱,可以推开。在这堵书墙后面,我们藏了一只冰箱,里面是鱼子酱和香槟之类的东西,”梅丽娜说,“是我们趁仆人们放假时偷偷地叫人安装的。”仆人们当然没能发现,我想。“厨房里的冰箱我们不能使用。他们会听到我们的。但我们还是得等到他们睡觉了。这是不是不可理喻?”我想,我们不可以过分武断地评判人。永远不应该认为他们太善良,但是也不能认为他们太邪恶。“维托里奥会德语。他读德国报纸。您知道还有什么吗?读《明镜报》!”梅丽娜叫道。
“这是什么东西?”玛丽娘·萨冈塔纳问,跟她的瘦长的丈夫相反。她非常富态,浅色皮肤,开开心心,像王母似的坐在桌旁。她穿着香槟色的山东绸的公主服,高领,上身绣满了花。
“一本德国的新闻杂志。”我说。
“左派的,是不是?”矮小的梅丽娜·泰奈多斯问。
“噢,不是。”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