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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相公后，就可以考举人，这个级别的考试叫乡试，在各省的省会举行，三年一次。而举人的名额更少，全国每次约录取1400人。可见考举人比考秀才难度又增加了许多，考中举人后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公务员，但已经纳入了公务员系统，有了做官的资格，或者成为候补官员，所以这对读书人的刺激也更大，具体事例参见《范进中举》。
最后一级考试就是会试和殿试，也就是常说的“进京赶考”，全国的举人每三年集中到北京参考，录取名额为300人左右，录取者称为贡士。贡士最后参加皇帝主持的殿试，这是最后定名次的，选取“天子门生”。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直接授翰林院编修这样大有前途的职位；二甲、三甲经简单的学习培训后也包分配，留在中央的，可以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六部主事和内阁中书，分到地方的可以去做知县。
朝廷之所以严格控制科考的流程和名额，实际上是为了控制一样每个人都向往的东西——机会。行政体系就这么大，官员的名额就这么多，当官的机会也就这么多，需要百万计的读书人去争。所以，如果在某一年，皇帝因为大婚或者大寿或者心情很好，允许多增加一次科举考试，这就是给所有读书人的一个恩赐的机会——恩科。
康有为同学天赋不能说不高，不能说不勤奋，但他的秀才连考了三次才考上，考上举人的时间更是可观——用了20年，六考六落榜。在这20年中，有一次考举人的经历对康有为来说是比较特别的，这一年康有为来到了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虽然顺天乡试的机会相对比较多，可这一次乡试，康有为仍然名落孙山。
这一年是1888年，康有为先生已经31岁了——过了而立之年。这一年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给他当时的领导李鸿章写回国报告的那一年。如果康有为知道有袁世凯这么一个人，他肯定不会同情袁世凯，而是会相当的气愤，这个连秀才都考不过的家伙，竟然已经是朝廷的三品官员了，而自己还在这里挤破脑袋参加什么鸟乡试。京城满大街上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们遛鸟狎妓，玩物丧志，级别却比袁世凯还高，这更让考得两眼冒星的康有为十分愤怒。
我只要机会平等。每个人生下来，不论他们出生在贫穷之家还是富有之家，不论他们出生在城市还是乡下，不论他是否有一个富爸爸或者贵爸爸，在面对进入国家行政系统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在面对原本应该公平竞争的时候，他无法说我爸是谁，只能说我是谁。
王侯将相，决于爸乎？
和袁世凯一样，此时的康有为也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有志好青年，他也盼望着人生和事业的突围。多年的科举之路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这些不一样的认识，他即将把这种认识转化成行动！
在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奋笔疾书——他给光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机会不均等的不满，而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政治体制，希望朝廷能够变法维新，万一要变法，也别忘了他老康，他是愿意并且可以为朝廷去做点事情的。
康有为想象着这封信到达光绪的案头，光绪看完后万分激动，一掌震飞了御桌上的笔筒，大叫一声“快宣此人觐见”。于是，有两匹快马来到旅馆门前，说求见康先生，康先生大摇大摆地出来，去了紫禁城。
可是，在旅馆里盛装打扮等待召见的康有为最终失望了，门口不仅没有马，连驴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卖火烧的。
这封信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它的去向不明，最终也许是躺在某个衙门的垃圾箱里，甚至可能没有人拆开过。康有为回到了广东。这一年的冬天萧瑟，南方虽然看不到雪，但康有为的心里比雪后的泥街更加凄凉。
这是康有为一生中的第一次“上书”。
回到老家后，康有为仍然要复习准备考试，但毕竟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还需要找点事干，于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在家乡开了一间私塾，教教学生，顺便收点学费，康有为也变成了“康师傅”。其中最著名的弟子是广东人梁启超，在科举系统内，梁启超的级别比康有为还高——他已经是举人了，而康有为还是秀才。但是梁启超仍然拜倒在康有为的门下，因为康有为在业余时间还写了几本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新锐作家和言论家。
而科举之路还在继续。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在广东乡试中，终于战胜了那些年轻的相公，高中举人。从16岁成为秀才开始，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20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做官的资格——举人文凭。康有为的故事也够精彩的，绝对可以写一篇《有为中举》了。
两年后（1895年），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这次又老当益壮，运气比较好，高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候补主事（六品）。虽然没有一举中状元，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当梦想实现的时候，康有为却并不怎么兴奋，几十年的科举之路，他已经乏了、厌了，他认识到科举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另外一条道路。
这就是社会活动。
1895年正是清日战争结束的时间，清国惨败，朝廷正准备签下《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的读书人都激动了，群情愤慨。康有为又想起了他的那个老行当——给皇帝写信。
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又一次奋笔疾书，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上书写好了，全文一万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书》，主要内容仍然是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和几年前相比，“这个国家需要变一变”已经成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很多人即使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也有这样的感觉。既然已是社会舆论，和之前上书相比，康有为的语气激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绪皇帝，如果再不改变，到时候您别说做皇帝，只怕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几年的教学、出书、上书已经让康有为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联合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然后发动这些举人在京城里到处找大官们投递，以示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心愿。
投递的结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没收。这都在康有为的预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媒体报道。
亲爱的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都知道，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是很受媒体欢迎的，因为它伸张的是“民意”，而媒体就是表达民意的。于是某份报纸在报道京城举人投递上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后来我们熟悉的标题——公车上书。
如果我是这份报纸的总编，我一定会夸奖想出这个标题的编辑：你干得很好！
自古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较礼遇读书人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尊敬读书人，而是知道读书人不好惹。
要知道读书人是喜欢发牢骚的，而读书人的牢骚又并不只是发发而已的，搞得不好，它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甚至是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事实上即使不影响稳定，这种牢骚也很恐怖，因为它比唐僧念的经还要坚韧，一有机会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们都很敬畏读书人的那张嘴。为了在源头上消灭这张嘴的非正常运动，皇宫会派出一辆辆牛车驰骋于城廓乡间，专门收集读书人的意见，由于这种牛车有专门的经费供养，所以叫公车，由此产生的消费叫公车消费，后来，“公车”也能代指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可见“公车上书”这个词语做标题，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笔很好。
媒体热炒，在康有为看来，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文章是他写的，花了一个晚上，他不仅是作者，还是“领衔公车上书”的人，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回忆录的时候，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历史书也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存在疑义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着重报道的是“公车上书”这种现象，而不是发起人康有为。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都震动了，当时除了康有为的上书，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其他举人们的上书达到了十几起，更厉害的是，还有官员参与上书，“公车上书”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是单指康有为版本。后来人们一说到“公车上书”认为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说法来自于康有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