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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一下，大明和大清在战争初期都曾经战败过，但不同的是，大明很快清醒过来，那个万历皇帝虽然从来不上朝，但他对跟倭国战斗到底的信念是无可动摇的。在坚定的信念下，后来的明军开始改变战法，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和延缓其攻击步伐为主要作战目的。大明“抗倭援朝”战争持续七年，日本被打到崩溃边缘，不久即爆发内乱，国内长年内战，国力一蹶不振达200年，以至于后来的郑芝龙（郑成功的父亲）仅凭几条海盗船就能横行日本！
所以，在历史上，除了无比强大的唐朝和元朝以外，对日作战历来都做好“相持以久，持久以战”的准备。
面对接下来的战事，清军新任总指挥刘坤一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在上奏给朝廷的奏章中，刘坤一表示：“持久”二字，实为现在制倭关键。而这种思想也得到了其他不少大臣们的认同，大家表示，跟日本打架，一时打不过，可以长时间打嘛。
这种想法是很符合现实情况的。一旦清国确定了要和日本长时间打架，这对日本只能是个不幸的消息。
清日战争开始后，日本不仅投入了本国几乎全部的陆海军，国内兵力空虚，更重要的是——他们快没钱了。
为了维持这场战争，日本已经花费了临时军费两亿日元，而当时日本全年财政收入才8000万日元。也就是说，为了打这场仗，日本把未来几年的钱都花完了，整个国家也变成了一个为战争服务的机器，在战争正式爆发后仅仅三个月内（至1894年11月），日本全国工业生产就减少了一半（51％），商业减少了三分之一（31％），农业生产减少了13％。打仗是需要钱的，为了继续打下去，日本准备向汇丰银行借款。
但朝廷并不打算打一场持久战。
不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朝廷没有这个想法，而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做。
对于朝廷的实际最高统治者慈禧来说，她面对的事实是，淮军已经灰飞烟灭了，这支军队是李鸿章的，同时也是她的权力基础，淮军是属于后党的，这仗再打下去，只能由帝党的人物来继续负责指挥，很显然，谁指挥战争，军权就会落到谁的手上，如果帝党掌握军权，这是慈禧和她的后党集团不愿意看到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战争一开始，李鸿章虽然明知这场战争绝无胜算，属于朝廷帝党一派的清流言官们又不断攻击，背后搞小动作，但李鸿章还是要硬着头皮打下去，只有清日之战是由后党集团的人负责组织和指挥的，才能确保朝政大权继续留在慈禧和后党集团的手中。而当战争进行到有可能为国内的权力带来洗牌，影响到当权者权力的时候，这场战争就必须结束。
就这么简单。
战争结束了，那么就开始和谈吧。也许只要签个条约，赔点银子，所有的担忧都会解决了。
第十五章 《马关条约》：赔得远比纸面上多
·和谈的陷阱·
后党一派早就开始了和谈行动。
然而和谈毕竟是件不光彩的事，这是要大丢面子的，所以后党集团的和谈运作一直是遮遮掩掩的。
在山县有朋突破鸭绿江防线之时，总理衙门就开始到处寻求英、俄、法、美帮助，准备开启新一轮的六方会谈，请西方强国居间调停，早日结束战争。文人
日本人不吃这一套。
此时还没有“打痛”清国，战场上没得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得不到，这么早就开始和谈日本能得到的不多，这是原因之一。而睦仁的授权代表伊藤博文早就制定了原则，只与清国重量级别的大臣当面谈，这样的谈判才是有效的，谈下来的东西也能保证兑现。
然后，李鸿章派出了他的德籍顾问德璀琳，作为自己的私人代表前往日本。这个时候日军已经攻下了旅顺，李鸿章希望自己不要出面，又能把和谈之事运作成功。
伊藤博文连见面的机会都没有给这个人。
当时日本对李鸿章派了一个外籍顾问来和谈很气愤，是不打算见德璀琳的。但伊藤博文考虑良久后，还是决定见德璀琳一面，这不是给李鸿章的面子。
对日本来讲，李鸿章就是伊藤博文心目中和谈对象的最佳人选，以李鸿章在清国的资格和权势，才能够保障日本谈判利益的落实，而德璀琳是李鸿章派来的，如果日本现在对他过于怠慢无礼，无疑会影响到李鸿章在清国朝廷中的威信和地位，恐怕会让李鸿章失去将来代表清国和谈的机会——所以，虽然不必和德璀琳谈，但必须接见一下德璀琳，以保证李鸿章继续待在未来清国和谈大使的预备席上。
正当伊藤博文准备跟德璀琳喝杯茶就走时，情况又变了，德国政府掺和了进来，他们通过驻日本公使请伊藤博文接见一下德璀琳，目的是照顾一下德国的面子和在清国的地位。当伊藤博文接到这一报告后，他立刻改变了决定：不见了。因为一旦接见，事实就会变为日本是迫于德国的压力来接见德璀琳的，日本不需要这样的形象。
牛啊，不愧为老狐狸。
接下来派出的是两位省部级大臣张荫桓和邵友濂，伊藤博文倒是见了，但没有开始一分钟的正式谈判，还找出了一个可以倒打一耙的理由：不是我日本不爱好和平，是你们证件不全，所以不能谈。
所谓证件不全，很多历史书中都有过讲述，伊藤博文说，你们两位大臣携带的国书里面并没有写明“全权”二字，这是在糊弄日本，我们怎能和你们谈？
伊藤博文说的是事实，但这还是他在故意找碴，战争谈判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所谓“全权代表”，在谈妥条件后都是要经过国内最高领导人的批准的，伊藤博文自己也不例外，他硬说张、邵二人不是全权代表，而他伊藤博文是，实际上睦仁给他的也不是“全权”委任状（其所议定各条项，候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
如果我们注意一下时间，就会发现伊藤博文为什么要找碴了。这个时候日军正进攻威海，准备全歼北洋舰队。按照国际惯例，如果两国开始正式启动和谈，就必须休战，伊藤博文搅黄此事的目的是要为军事行动赢得时间，还要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维护日本的国际形象。
果然，在朝廷退让一步，表示愿意按日本要求给张、邵两大臣“全权”委任状的国书时，伊藤博文已经下了逐客令。1895年2月12日，在日本军警的监督下，张荫桓和邵友濂离开日本，黯然回国，就在回国的轮船上，他们听到了北洋舰队被全歼的消息！
在张荫桓和邵友濂离开之前，伊藤博文干脆说出了他的真实想法：你们清国人是缺乏诚信的，对于和谈，你们还没诚意，如果你们真心想求和，就应该派级别更高并足以保证落实、缔结条约的人来，派够资格的全权代表，把国书写清楚，我才能与你们谈！
那么这个人是谁？李鸿章。
一来二去，时间又已经过去了，野津道贯扫荡东北，所向披靡。光绪虽然是一直反对和谈的，但通过起用吴大瀓之后，这位皇帝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不是只有李鸿章和淮军不行，换作了自己阵营里的人物来指挥，结果还是一样的差，而且更差！
于是，“不惜一切代价跟日本求和”已经成为了帝后两党的共识。慈禧亲自下令，撤销对李鸿章作战失败的处分，李大人重新戴上顶戴，重穿黄马褂，朝廷任命他为对日和谈头等全权大臣，星夜进京前来“请示”。
在天津，李鸿章踏上了前往北京之路。他知道，所谓“请示”，就是商讨出一个与日本人和谈的办法。战争打到这个程度，日本手里的底牌已经今非昔比，伊藤博文和日本政府已经露出了他们的爪牙，所有人都已经清楚，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想要的，将并不只是巨额赔款，而是一个最苛刻的条件——割地。一旦割地，将是亿万清国人所不能接受的，作出决定的人也将承受千秋万代的骂名。因此，李鸿章认为他必须好好“请示”，得到朝廷授予他割地的全权，不论是慈禧授权还是光绪授权，都行，只要不让他李鸿章背上千秋万载的骂名！
可李鸿章一来到北京，慈禧就病了。
她病得很重，谁都不见，连光绪前来请安也不能见。她指示：李大人和谈的事情，就和皇上谈吧，皇帝做主了，就等于她做主了。
老狐狸要推卸授权的责任了。
李鸿章不急，他还是那个打算，没有得到慈禧或者光绪明确授予他的割地之权之前，没有得到朝中实力派王公大臣的默许之前，他就赖在北京不走，自己不能去背这个骂名。李鸿章知道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