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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奥宗光的回答很具有流氓水准：我大日本帝国是为了朝鲜的和平稳定，才认为有实行种种计划的必要，既然现在我们两国政府的观点都不相同，那么，我国又怎能从朝鲜撤军？
陆奥宗光后来把他与李鸿章的这场外交争斗写成了一个回忆录——《蹇蹇录》（“蹇蹇”两字出自《易经》，表现了一个为天皇实誓死效忠的王臣形象）。这个外交照会，就是陆奥宗光在《蹇蹇录》里自称的“对清国第一次绝交书”。
李鸿章也耍起了流氓，他作出了暂时妥协，同意对朝鲜实行“内政改革”，但前提是必须先共同撤兵——这显然是个拖延计。而陆奥宗光并不上当，他的答复流氓得更彻底：“我看你们清国政府是有意找事，今后如果有不可预料的事件发生，我们日本政府是不负责的！”（清国政府有意滋事也。嗣后因此有不测之变，我政府不任其责！）
这就是所谓的“对清国第二次绝交书”。相比第一次，我们发现，现在日本不仅不撤兵了，还倒打了一耙，把开战的责任推到清国。
谈出这个结果，英国人失望了，他们亲自出手，向日本提出在仁川设立“中立区”的设想：任何国家的军队都不得进入仁川。迫于英国人的面子，陆奥宗光将这个方案上报给了睦仁。而睦仁的批复是：不同意。
仁川是日本从本土运兵到朝鲜最重要的中转基地，这个战略要地不能丢。
英国又提出：在朝鲜国内划一条线（类似于后来的三八线），汉城以南归日军占领，汉城以北归清军占领。这个方案日本已经占了很大便宜，但是睦仁依旧没有同意——日本的野心不是半个朝鲜，而是整个朝鲜以及清国大陆！
有了天皇的撑腰，陆奥宗光开始反过来利用英国害怕的东西了，他知道英国最担心的是俄国，俄国最戒备的也是英国，这就让他找到了可以互相利用、左右开弓的东西。陆奥宗光“委婉”地提醒英国外交部：和清国开战，日本已经取得了同俄国的谅解协议，如果英国一再干涉下去，老毛子就要出兵！
这个信息给了英国很大的震动。英国在亚洲并没有对俄作战取胜的把握，所以他们并不愿意跟俄国发生直接冲突。而经过几次交手，英国已经对日本刮目相看。
上至天皇，下至平民，这就是一帮不要命的赌徒。他们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为了得到这一切，不会妥协。他们可以暂时退让，但不会永远退让。这些矮个子的家伙是一群厉害的角色，从来不考虑牺牲，也不考虑国破家亡，更不会考虑统治的长久，只要有需要，连睦仁都会拿着大刀冲出皇宫！
这一看法的改变影响了接下来英国对朝鲜问题态度的改变。
陆奥宗光敏锐地探知了英国人态度的变化，他趁机向清国放了一把火，把参谋本部掌握的军事情报提供给了英国人：老大，你们看，在谈判期间，我们日本一直做着战争的准备，所有的部署都已经完成，完美无缺。而清国的军事防御仍然很松懈，甚至在北京周边都没有做什么准备，一旦真正打起来，清国是打不过日本的！只要英国不阻碍日本开战，日本保证将来分点好处出来！
英国不得不重新考虑：看来这小日本是无法抑制的，正好可以扶持起来作为自己的小弟，让它们的势力进入朝鲜，在朝鲜将日俄两国拴在一起，这样，英俄矛盾将来就会转变为日俄矛盾，英国再在其中进行挑拨或者斡旋，坐收渔翁之利！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英国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英国外交部通知日本：只要你们不在英国在亚洲利益中心——上海及周边地区作战，我们就同意你们对清国开战！
陆奥宗光十分爽快地答应了，据说他还为英国人立了个字据。
而陆奥宗光也看出了英国人的心思，他开始向英国伸手要点东西，这个东西，是一个新的条约。
在幕府时代，西方列强强制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明治维新后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原先不平等条约一个个地废除，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就是与英国签订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为了废除这个条约，陆奥宗光之前跟英国人谈判了几十次，想尽一切办法，但一直没有成功。日本国内大为不满，批评他是“软弱无能的外交”，现在，为了充当英国在亚洲的小弟，陆奥宗光提出必须废除这个条约。他成功了。
1894年7月16日，伦敦，陆奥宗光亲自在新的《日英通商航海条约》上签字。西方列强对日本的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废除了。
按照新条约的规定：英国取消在日本的租界，废除在日本的治外法权，日本提高对英关税率（由5％提高到10％～15％）。英国不仅取消了在日本的特权，关税率的提高还将为日本接下来发动清日战争提供巨大的经济支持。
在条约签订的同一天，英国立即向清国政府翻脸，李鸿章得到了来自英国外交部的照会：立即答应日本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外交是一门学问·
俄国人退出“调停”，英国在朝鲜局势中从打“清国牌”到改打“日本牌”，李鸿章奉行的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失败了。它表明这一手段的核心不仅在于如何准确把握其他国家的利益，更需要配以本国抽刀亮剑的勇气。日本人的狡诈、贪婪、阴险、坚定、勇猛、狼性十足，在俄国和英国之间左右开弓，这是另一种版本的以夷制夷。而清国政府失去了原本属于它自己的机会。
在外交上，清国政府处处表现出谦虚忍让、老实诚恳、爱好和平，但谁都知道，国家利益面前，只有老实是没用的，只喊着爱好和平也是没用的。在国际冲突中，进攻或者以攻为守其实才是大部分时候的首选，一味的妥协和退让也许会让你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但也会丧失很多的盟友和潜在盟友——如果你自己都不硬，大家又怎能支持你去硬？
在与陆奥宗光的外交争斗中，李鸿章可以用“完败”一词来形容。除了国家实力，清日两国在外交方面上的指导思想也是完全不同的。这要从一本书说起。
1864年，大清国翻译出版了一本很专业的书籍（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这是一本国际法著作，主要讲述国家之间的往来、出使、交战等国际惯例，作者是美国人，他的观点是很善良的，比如小孩子们不到万不得已不打架，国家也一样，要注意维护世界和平；即使打架，也必须有个理由（师出有名），而且不能自己先动手，要等对方先开打（不能衅自我开）。
书翻译成中文后，取了个很吓人的名字：《万国公法》。
《万国公法》受到了清国外交界的热烈欢迎，除了书中的观点很符合传统道德，也代表了他们对于西方列强世界的“善良”愿望。在他们看，此书是西方“大儒”所著，各国君主必定真心遵守，不敢违抗，一旦国与国之间发生摩擦，各国都得翻到书中的某一页来定案。
于是他们把这本书奉为了外交宝典，有重大问题争论不下的时候，就搬出宝典来看一看。
同一年，这本书由清国传入日本。对于在天朝大国的政府高层流行的书，日本人自然不敢怠慢，他们对此书给予了极大的重视，掀起了一股“国际法热”。用当时学者写的文章来说就是——“第一次知道了各国之间交往也是有法规的”。但是，日本人在仔细研究了之后提出了他们的疑问：各国真的会遵守这样的法规吗？
几年后，带着这样的疑问，一个代表团出发了，他们在西方世界看到了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更加疑惑。在德国，著名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毫不忌讳地告诉日本人：
“如今世界各国表面上都说要以礼仪相交，讲究和平世界，不过，在国际关系中，正义和力量从来是在一起的，有力量才会有正义。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加强实力，以自己的力量来保卫自己，而不要依赖任何国家。你们要知道，事实只可能是，当某一国感到国际法对它不利时，它就会置之不理、多方狡辩、诉诸战争。所以万国公法能不能得到执行，完全是靠实力说话的。”
日本人终于用实地见闻证实了他们的怀疑，考察团满心欢喜地将答案带回了国内，《万国公法》再也没人去看了。福泽谕吉更用了一句话来总结：“数千万言的《万国公法》，可以用一声枪炮抹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