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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战役打响，东北剿总副司令郑洞国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和第一兵团直属部队死守长春，李鸿以新七军军长兼任长春警备司令。1948年10月17日，李鸿因患伤寒，部队由副军长史锐指挥。18日夜，在大势已去的绝境中，史锐和参谋长龙国钧率部向解放军投诚，李鸿被送到哈尔滨，经治疗，伤寒症痊愈。1949年秋，李鸿回湖南老家，住在长沙，平时沉默寡言，不谈时势，不论政治（当时长沙已解放）。
1949年12月，先赴台湾的孙立人派人潜入大陆，要李鸿归队，李便约了陈鸣人（原新38师师长）、彭克立（原新38师副师长）、曾长云等十几个孙立人的老部属一同前往。1952年2月，这些反共之志未混，报效之心犹盛的老顽固们历尽艰险，辗转抵台。孙立人闻讯大喜，专门设宴接风。不久，刚复职“总统”的老蒋在官邸召见李鸿等，对其率同僚属“万里跋涉，间关归来，深为嘉许，语多慰勉”，并且当场端出两个职务来供李鸿挑选：一是出任“成功军”军长；二是出任中央军校校长。对老蒋的“垂青”，李鸿十分感激，但左等右等不见下文，随后便有了所谓李鸿“共嫌案”，涉及陈鸣人、彭克立、曾长云等十几个一块从大陆来台湾的同僚，均被毛人凤一网兜尽，虽有拷讯连连，却众口一辞，声称：“只为拥护领袖，冒死而来”，最后以“共嫌”案成立，李鸿被判25年徒刑。
1975年老蒋去世，李鸿刑满开释，垂垂老矣，不久，中风瘫痪，长期卧榻。1988年1月蒋经国去世，7个月后，李鸿也赴黄泉，旧属袍泽、同窗故友在屏东为他“送行”，忆及当年“冤狱”，愤愤不平，跃然于字里行间，其中有一幅挽联倾吐极为淋漓，把老蒋、小蒋、阿毛全都骂了进去。挽联云：
格老子啊，你坐牢，我坐牢，统统坐牢。皇上喜欢哪！
龟儿子呀，老归阴，少归阴，个个归阴。天下太平啰！
当然，相比其他，收拾孙立人还是整个过程中的重头戏。当时，孙立人在军队中拉帮结派的行为已经暴露，郭廷亮又“受命”进行发难串联，引动20多人向当局告密。于是毛人凤接到小蒋的指示，迅速采取行动，一边让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在台北秘密逮捕郭廷亮，一边亲自指挥对各部队中“联络员”的围捕，一共抓了300多人，最后立案有罪者100多人。
常言道：伏虎容易纵虎难。一场涉及几百名少壮军官的大逮捕，总该对外界有个“像样”的交代吧。如果说是台岛的“西安事变”，美国人会出面干预，弄不好孙立人还可逃脱制裁；如果说是阴谋政变，震荡太大，势必会引起岛内海外对台湾政局稳定与否的猜测，而且由此牵带出孙立人搞的意见书、改革方案，其中涉及到制止腐败的内容，肯定会博得方方面面的同情和支持，“负面”效应实在是太大了。为此，老蒋心事重重，最后选择了以“共谍案”连累孙立人的方式，平稳顺利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如此工于心计的老谋深算，究竟发端于何人？根据现有的资料，无从查考。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整个“孙立人”事件的关键——“郭廷亮匪谍案”是毛人凤一手罗织的。为此，毛人凤软硬兼施，多次找郭廷亮密谈，要郭顾全大局，承认自己是“共谍”，最后擒得郭廷亮臣服。
“郭廷亮匪谍案”成立后，由军事法庭判郭为死刑。当天，总统出面核减为无期徒刑，一直关在原保密局的看守所内。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湾当局对所有的在押犯实施减刑，郭廷亮由无期徒刑减为15年有期徒刑（其时，郭已服刑20年），获得释放。但情报局出于特殊的考虑，没有让他出狱回家，而是直接押送到绿岛，以“分配工作”的名义延长监禁。到了1988年小蒋去世，不久孙立人又恢复自由时，郭廷亮才通过传媒，公开发表了以前写给张群和蒋经国的“陈情书”，接着又分别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发表了致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宋楚瑜，以及“总统”李登辉的“陈情书”，详细地披露了罗织此案的内情，其间毛人凤的活动尤为引人注目。
据郭廷亮陈情：1955年5月25日，他被秘密逮捕后，关在台湾南部的凤山，昼夜接受拷打，“在身心完全崩溃及非自由意志之下，依照侦讯官们所设计的好险政治阴谋，捏造了许多荒谬而毫无事实根据的口供和自白。”从25日起，他被放到老虎凳上，直到6月4日放下来，已“奄奄一息”，“躺在地上作生死的挣扎。6月20日，特工人员突然改变审讯方式，开始要求他“扮演匪谍自首”。情报局特勤室主任毛惕园对他说：“你必须站在党国利益的立场上，来与我们密切合作，扮演假匪谍自首，使政府对舆论及社会各界有所交代”。7月14日，情报局长毛人凤用自己的专用轿车，把他接到毛公馆谈话。毛人凤说：“为了使这次案情不要扩大而能圆满解决，只有委屈你了。所以我要毛（惕园）主任劝告你，站在党国的立场和我们密切合作，这不但是为了党国的利益，也是处理好参军长孙上将的唯一办法”。接着，毛人凤故意提到了郭的妻子和年在垂髫的儿女，使他产生顾虑，并说：“我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绝不会因本案而受到任何的影响”。毛还说：“本案是以你自首来办理，所以既不公开，也不起诉，仅在政府内办个手续，然后我将真实情况向领袖提出报告，以政治方式来解决。”据郭廷亮的“陈情书”所述，由于毛人凤的软硬兼施，他屈服了——“当时我听了毛上将的训示，为了党国的利益，只有遵照他的指示去做。因此，后来所有的自首书和口供笔录，都是以当时案情发展的需要，由毛（惕园）
主任等杜撰编造的。”1955年9月9日，毛人凤首次在侦防组召见郭廷亮说：“为使本案能圆满顺利的结束，你必须毫不迟疑地照我的话去做。特别是王云五先生（九人调查委员会成员）约谈时，一定要根据我们为你所编的资料去回答，以免引起不良后果。王云五先生现任行政院副院长，他不仅在学术界有崇高的地位，而且也是无党派人士有力的代表人物。作为一个革命军人和忠贞的国民党员，绝不可在无党派人士面前，说出有损党国利益的言论。”郭廷亮在“陈情书”中还回顾说，当时毛人凤曾向他交底：“现在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本案之所以要这样做，我们完全是执行最高当局的决策！”9月10日，郭廷亮在严密的戒护下，乘车去“国防部”军法局，接受王云五委员的约谈，内容全都按事先编定的口径应对。到了10月份，九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书见诸于媒体，这就是本节开头的那段“官样文章”。至此，“郭廷亮匪谍案”已告成立。
然而，事情并不像毛人凤说得那么简单。郭廷亮在“陈情书”中又披露了一些情况——1955年12月初，毛惕园突然通知他说：“你的自首虽获上级批准，但仍需经过军法审判。”郭廷亮当即争辩说：“上级既已批准我的自首，依法就不应该再军法审判；既要军法审判，就是自首没有批准。”为此，两人争论不休。接着，毛人凤第三次出面约见郭廷亮，时为12月26日。
毛人凤对郭说：“由于调查委员会的调查及新闻界的传播，上级不得不决定依法来处理，因此本案必须移送军法局办理。但无论将来案情如何发展，我再度向你保证，你的军籍、军职和事业前途不致受到丝毫的影响，将来无论军法局对你的判决如何，都只是一个形式而已。”于是，郭廷亮又屈服了，并按原先的陈述在法庭上“供认不讳”，具结按了手印。
事后，郭廷亮背着“黑锅”去服刑，毛人凤倒也守信用，对郭的家属给予了尽心的照顾。1956年初，毛人凤命毛惕园将位于圆山的房子腾出来，让郭廷亮的妻子儿女搬进去住。毛人凤死后，但这种照拂继续得到贯彻。1981年，台湾警备司令部出资30万元新台币，买下永和一处房产，产权归郭廷亮的儿子郭志忠。1982年，郭廷亮被批准回家探亲，台湾警备司令部又给予一次性“生活补助费”60万元新台币，直到郭的一系列“陈情书”陆续公布于众，才知是交易的代价。可惜，此时孙立人已死去一年多矣！①
①孙立人死于1990年11月19日，郭廷亮的后两份“陈情书”分别发表于1991年11月17日和11月25日。
水命归阴
1956年5月5日，国民党召开七届七中全会，毛人凤带病出席，中途劳累吐血，被送进台北的荣民医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