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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段云鹏离开台湾前，发誓要杀身成仁，以报毛人凤的“知遇之恩”，看来决心不小，并且还与毛人凤约定了密写通信和其他的联络方法，完全是单线式的“独家专营”。
1954年6月，段云鹏到香港，即去张某处找老友叙旧，张某由此知道了段要进入大陆的动向，马上通过公安部在港的情报关系，把消息传到北京。
对此，公安部长罗瑞卿发出指示：“立即严密布置，防止走漏消息，对段务在必获。”并部署公安部队调用两个团在边界堵截，发现段立即抓捕。
起初，段想以偷渡的方式潜入大陆，但领路的“黄牛”夜间在九龙粉山岭边界踏勘时，被港英警察发现抓走，无法成行。于是改用公开方式，由保密局香港站替段办好身份证及进入内地的手续。段化名张仁，是九龙“大轮行副经理”，专程去广州与和冒行洽谈“生意”。9月14日，段云鹏西装革履，商人打扮，从香港乘广龙线一进入深圳，立即被我公安部门的监控点发现，并通知了广州。就这样，一张铺设了将近4年的大网，终于在广州收拢，罗瑞卿部长得知段被擒获的消息后指示：“必须十分注意，不能出乱子，绝不能让他跑掉！”并下达命令迅速将段押解北京。为此，公安部队选派了10个身强体壮，有丰富擒拿经验的干警，用一架空军专机将段云鹏从广州押到北京。为隐秘安全起见，把段关在公安医院的急救汽车里，送到草岚子看守所。这里专门为段准备了一间单独的牢房，装上粗粗的铁栅栏，一盏照明灯，亮得刺眼，直射牢内，门口24小时不断岗，死死看住了带镣上铐的段云鹏。
毛人凤从香港站得知“段已平安潜入大陆”，十分高兴，特命香港站站长，出面款待有关的协助人员，就在众特务酒酣耳热之际，大陆一边，罗瑞卿部长正亲自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活捉飞贼段云鹏的经过，毛主席风趣地说：
“他不是飞贼吗？让他飞个样子看看嘛！”段云鹏在大陆蹲了15年牢，于1969年10月被押解到天津枪决。
由此可见，名分界定对毛人凤已没有羁绊的意义。相反，老魔有道，纵横捭阖，世面越做越大。1955年成了毛人凤栖息孤岛“功绩”最为“辉煌”的一年，先是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震惊世界；接着，查处“孙立人事件”，岛内哗然。尽管当时内情隐秘，云遮雾罩，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三、四十年后知情人陆续揭密，毛人凤于其中的担纲作用也昭然于世。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遇难事件，是毛人凤重开“大陆工作”的一个“杰作”。
1955年4月11日下午，一架属于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正在香港至雅加达的航线上飞行，按正常的情况，飞完全部航程需七个半小时，现在已过去五个小时，听着发动机美妙的声音，狄克希特机长很满意，他熟练地打开无线电台，接通了雅加达机场，对方的声音又响又清晰，询问中国总理是否在飞机上？因为根据事先得到的消息，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将乘这架飞机抵达印尼，出席一共有28个国家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就在这时，一记沉闷的爆炸声传来，右机翼起火，接着飞机像受伤的苍鹰，斜着翅膀跌下云端，未及碧蓝的海面，便在空中炸裂开来。这一惨烈的空难事件，立即震惊了世界。
当天夜里，印度通讯社从孟买发出消息——印度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于沙捞越北面海中坠毁，机内11位乘客包括人民中国的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及8位乘务员恐已全部遇难。第二天，印度总理尼赫鲁发布电文，对此次不幸事件表示深切哀悼。电文说：“大约七点钟，我获悉印度航空公司C—69型客机从中国飞往雅加达途中失事坠毁。在任何时候，这种可怕的惨局都是令人悲痛的，特别是机上载有出席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员，这就令人倍加悲痛和遗憾……这次失事异于寻常，飞机坠入海中前十分钟，我们还收到机上发出的正常电讯。大概后来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故……”究竟是什么事故呢？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一针见血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指出：“这是美国和蒋匪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一次谋杀事件！”因为早在一个月前，北京就获悉了美蒋特务要制造麻烦的情报。当时，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陈毅为正副团长，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万隆举行的亚非国家会议。同时还准备包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
因为这架由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厂出品的飞机，性能良好，已安全飞行3000万英里，1万多小时，机组人员富于经验，连印度总理尼赫鲁也多次乘坐该机从事外交活动。
4月3日，公安部为了保证代表的安全，特别通知有关的驻外人员，密切监视美蒋方面的动静。4月5日晚，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侦察人员专程赶到北京汇报，说是台湾特工机构已在注视代表团的行踪，有可能会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4月6日凌晨3时，情报传到周恩来手上，他立即把公安部的负责同志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凌晨4时，公安部派人飞赴广州再到香港进行核实，结论认为：这宗情报绝非空穴来风。公安部经过慎重研究，觉得非常情况下，小题大作要比大题小作好。于是，向中央提交了倾向于美蒋可能采取行动的报告。
周恩来看了报告，问公安部的负责同志说：“如果你们明确下了这个判断，那么美蒋特务最可能下手的地方是哪一处呢？”公安部负责人认为，香港是美蒋特务活动的重要场所，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人员在这一地区的势力很大。
周恩来问：“你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会插手此事？”公安部负责人认为：“最有可能的是他们提供情报，蒋介石的特务动手。”周恩来又问：“那他们（指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目的是什么？”公安部负责人说：“一方面是破坏我们赴亚非会议，起码是起到恐吓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制造国际纠纷，而这一点特别符合美国方面的意愿。因为美国方面一直不满英国人承认我国政府。”周恩来经过考虑，同意公安部的分析，并下令外交部研究此事，再与英国方面联系。他对陈毅说：“公安部分析的情况很实在，如果美国要破坏中英关系，他们破坏阴谋的地点，最理想的地方就是香港。”情况果然与公安部负责向志估计的那样。据时任台湾“国防部情报局”侦防组组长的谷正文40年后向记者披露——就在北京决定包用“克什米尔公主”号不久，台湾的特工部门便获悉了这个情报，毛人凤一听率团的是周恩来，十分兴奋，当即决定采取行动，“肇事”的地点就选择在香港。目的除了体现反共宗旨外。阻挠和破坏中共参加亚非会议，挑拨中英关系也在其中。
未几，行动计划拟准，毛人凤责令保密局第一处处长赵斌成全权负责（在张平宜的谷正文专访文章内，此人被写成“周斌成”，但在其他有关军统的史料中，均为赵斌成，不知是音讹、笔误，还是化名？）。（W//RS//HU）此人平时沉默寡言，极工心计，特训班出身，曾是戴笠欣赏的学生，戴笠死后，赵追随毛人凤，当过香港站的站长，对那里的情况相当熟悉。
根据掌握的情报，“克什米尔公主”号从曼谷飞抵香港，中间有一个多小时停留在启德机场，补充燃料和检查引擎，这是唯一可利用的机会，因此，选择恰当的行动员，放置定时炸弹是全部行动成败的关键。赵斌成仗着关系多，很快物色到一个叫周驹的家伙。此人是启德机场的清洁工，20来岁，未婚，有一个嗜赌如命的老父亲，拉下一屁股“饥荒”（指债务），促使周驹极有逐利之心，是重金可买的“勇夫”。于是，在60万港币的悬赏下，周驹同意涉险。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斌成返回台湾向毛人凤汇报，毛听罢连称“大有可为”。据谷正文自述，起初赵斌成还怕60万元赏金数目定得太大，不敢向毛人凤开口，特央请谷正文代述，毛人凤却说“值”，60万元港币换周恩来一命，“真是太便宜了”。
4月10日，赵斌成拿着60万元港币到香港，按照谷正文的指使，把周驹及其父亲弄到宾馆，一边交钱，一边就把周老头子扣为人质。当天晚上，周在赵的调教下，反复演练安置使用定时炸弹的全部细节，直到完全掌握为止。第二天（即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