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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万里投考浙江警校，恰巧撞上警校正科的第二期招生，事实上也就是吸收和训练特务的开始。考试完毕还未发榜时，他打听到了戴大哥与这所学校的关系，心头爆喜，马上写了封信给戴笠。两天后，有人找到旅馆里，直接带着他去警校谒见戴笠。小弟见大哥，老乡会老乡，无需过多的礼仪程式，待毛万里说情了愿意紧随鞍前马后的诚心，戴笠马上发话说：“用不着去读什么警校了。明天就到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本部报到。”戴笠急着用人，像毛万里这样从小在一起滚打过的兄弟，他一百个放心，因此，一经“考查”，便速成“毕业”了。
到底是一方山水的根底，毛万里到了戴笠手下，觉得心也畅，气也顺，一路小跑，往南京杭州打了一个半来回，便从洪公祠老特训班的少尉书记提升至杭州警校特训班的上尉书记，再提升到南京本部的少校秘书。这一连串的腾达，毛人凤全部看在眼里，咂咂滋味，说不出是酸还是甜？其间，毛万里多次劝过“五哥”到杭州跟戴大哥一起于，毛人凤始终阴沉着脸，不表示答应，也不表示反对。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一千个乐意，道理很简单：一来他深深地仰慕着戴笠，相信他能干出一番成就；二来毛万里的腾达，说明戴很讲情谊，而论及情谊，自己跟戴的关系又远远要深于毛万里，倘若前去投靠，那盘果子肯定小不了。然而，他毕竟不像毛万里那么容易将就，内心的自傲养成了矜持的习惯，越是看重与戴笠的交情，越觉得自爱高于一切，怎肯落人不请自来的俗套呢？每当被这种矛盾的心态弄得寝食不安的时候，他就一遍遍地回忆在省立一中的那段往事：他忘不了戴笠被除名后跟自己辞别的话——“大路朝天，各走半边，我先去了，要是混好了，一定来帮衬你。”
你说过的话，难道。。毛入凤恨不能当面责问戴笠。可他心里明白，真有见面的一天，责问也是多余的了。
其实，戴笠并没有食言的意思，相反倒是被毛人凤的“无动于衷”弄得暗暗伤心。他原以为：自己一树旗帜，毛人凤就会像当年干“青年会”一样，马上附和响应。谁知，左不见动静，右不见动静，便时不时地在批评毛万里的时候，夸奖毛人凤，想借此过过话，敲山震虎，搬动一下毛人凤的腿脚。
偏偏毛万里猜不透“五哥”和“戴大哥”的隐衷——表面上的不冷不热正掩饰着内心的渴求，因此，每每过话，都责备毛人凤不求进取，放着明道犹豫，反而加重了双方的误会：一个以为对方并非“看重”自己；一个以为对方无意出山“帮衬”自己，细想起来，真也是酸楚不已。
一晃眼，两年快过去了，毛、戴之间还是这么“僵持”着。其间，一些过去的同窗好友，诸如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以及江山的小同乡张冠夫、周养浩、刘方雄等，一个尾随着一个被戴笠网罗到了南京。照理，落单生孤寂，再矜持的人也该松动松动了吧。不然，惯有“忍耐”力的毛人凤依旧纹丝不动，反倒是戴笠憋不住了。他原本喜欢一刀子见血，打了两年哑谜觉着太累，加上这两年特务处发展得很快，规模已今非昔比，不仅有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堂堂招牌，而且据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与重要地区。前不久，行刺张敬尧，暗杀杨杏佛，颠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可谓连战连捷，颇得蒋介石的赞许。美中不足的是摊子越铺越大，驾驭起来十分不便。上学时，戴笠听先生说，书到用时方恨少，从政了几年，这个体会没站住，人到用时方恨少却成了烦恼的症结，有一天，毛万里为了点皮毛小事，与来南京向戴笠述职的浙江警校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争执起来，一个自以为是头儿的“小同乡”，一个凭着黄埔军校毕业生的资格，互不相让。事情让戴笠知道了，他不愿落下庇护乡党，结帮抱团的话柄，把毛万里结结实实地训了一通，然后说：“你就不会学学你五哥？”
“那你为何不请他来帮忙？”毛万里嘟哝着，戴笠眼里忽然闪出了一丝光，猛地往前探出身子问道：“你五哥在什么地方？”
“家兄现在崇德县政府当科长”。毛万里觉着戴笠的口气十分郑重，一边回答，一边打量着戴笠的神色。
“他为什么对县政府的工作那么感兴趣？到我这里来不好吗？”戴笠终于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释然之际，脸有点热。
“是的，是的。”毛万里毕竟经事许多，再懵懂也该明白头儿的心意，忙说：“如果是戴先生要他来，他一定会来的，家兄常在我面前称颂戴先生有远见，有魄力，佩服得很”。后面的话显然是毛万里自己的恭维，但附上去，也不算过。戴笠听了，大觉受用，甚至还有些感动，咧着大嘴笑了，二话没说，唤过毛钟新，按毛万里提供的地址，拟了一份电文稿，即刻发了出去，全部加在一起九个字：“祈即来南京一叙为盼。”
戴、毛两人本来就隔着一层窗户纸，无论谁主动一捅，就能穿隙而过，两载等待之后，终于有了一拍即合的结局。瞧着毛人凤匆匆打点行装，启程的忙碌劲，正应了一句老话叫：静若处子，动若脱兔。
“熬资格”
1934年暮春，毛人凤揣着戴笠亲笔写的派令，从南京前往杭州浙江警官学校。此前，他已正式履行过加入特工的宣誓仪式，并被叙为上尉军衔，这与毛万里的少尉起点相比，显然是高了一层。另外，他听兼理特务处本部庶务的张冠夫介绍，过去特务处刚创建时，各人的薪水都是按资格裁定的。以黄埔军校的出身为例，第一期毕业的，每月80元；第二期毕业的，每月70元；递减至第六期，是每月30元。毛万里来这儿时，经济状况有些许好转，但也只能比照五期生，每月拿40元。而毛人凤初来乍到，戴笠亲自指定他的月薪是90元，足见，戴笠对他的重视与信任。临行前，戴笠又把毛人凤召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表明用意。照戴笠的说法，杭州警校其实相当于特务系统中的“黄埔军校”，凡是他有心栽培的人，都必须先从那里干起，一上任，便有了当先生的身份，而后才算得上正宗。
然而，到达警校后，毛人凤才发觉事实与想象距离甚远。校长赵龙文或许看在戴笠的亲笔派令上，还算客气。顶头上司王孔安却是冷模冷样地毫不假以辞色，指派他一个区区文书之职，整天坐在冷板凳上抄抄写写。特派员办公室里，除了书记长以外，还有一批政治指导员，基本上都是清一色的“黄埔”出身，一个个心高气傲、自以为是的模样，根本不把毛人凤放在眼里，想怎么差遣就怎么差遣，换了别人，简直无法容忍。这时，毛人凤才体会到戴笠临行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慢慢地熬资格吧。”熬资格的日子真不好受，除了要容忍以牌子名义压人的鄙视外，时不时地还要受“夹板”气。说来这也是戴笠自己资格有限（黄埔六期生），且又为人悍狠的结果。这批“黄埔生”当面不敢不敬，背后常拿戴笠引进特务处的江山同乡开涮。毛人凤来到浙江警校不久，就得了“大毛”的绰号。原来，此前已有了“老板”身上“三根毛”的说法。毛万里是一根，再就是戴笠的妻舅毛宗亮与机要秘书毛钟新，现在加上毛人凤，算是“四根毛”了。为了加以区别，这些贫嘴的家伙就把年龄最大的毛宗亮称作“老毛”；年龄最小的毛钟新叫“小毛”；剩下的毛氏兄弟就是“大毛”、“二毛”了。平时，这些奚落人的绰号，让毛万里当面听到，一场争斗决免不了。惟独毛人凤听之受之，神情泰然。时日一久，“大毛”的名头叫顺了嘴，毛人凤三字倒成了生疏的符号。有一天，书记长王孔安在办公室里召集政治指导员们开会，会议进行到中途，校长赵龙文把他找去商量要事，耐不住寂寞的“黄埔生”趁机开起了玩笑，毛人凤自然又是众人取乐的对象。有人说：“大毛，你过去叫毛善徐是不是？还有二毛，叫毛善高是不是？”毛人凤不得已地点点头，眼睛仍盯在笔尖上，“忙”着抄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