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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之间，冒出了两个保密局，一个名正言不顺，一个言顺名不正，对此，也有人称为“真假保密局”。那么，这种虚则实之、实则虚之的颠倒程度究竟如何呢？下面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
1月21日，李宗仁接过总统印信，立即发出了第一号令：释放一切在押的“政治犯”，首先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并且要用飞机迎接他俩进南京共商国是。命令公布后，进步人士纷纷叫好。接下来，便有各报记者登门采访重庆市长杨森，问他何时放人？杨森说，我没有接到命令，就是接到命令，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放人。记者追问，不就关在磁器口吗？杨说，你们比我清楚，我管不了这事。于是，舆论大哗，声称代总统的命令，犹如一纸空文。
李宗仁要维护权威，打电报责问杨森。杨森回电说，关人的事，归保密局管，该找保密局要人。李宗仁立即把徐志道召去。徐说，自己也不清楚，毛局长当初只把局本部交给我，没把监狱移交给我。李宗仁问，那么毛人凤现在哪里？徐说他不知道。李宗仁没辙了，气得直骂“荒唐”。
好在舆论难欺，有人指出，杨虎城就关在重庆。于是，几个胆大的记者硬闯进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找徐远举对话。徐装糊涂，声称自己也不知道。
徐说不知道，显然有假，但心里有“鬼”却是真的。一来毛人凤引退前打过招呼，并且安插了亲信周养浩当西南特区副区长。毛人凤这样做，主要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因为西南特区除了管辖云、贵、川、康四省的公秘单位外，还管着湖南、湖北的一部分地区。这块地方，当时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腹地，如果国共交恶，开战依然不止，这里就是蒋介石最后的退缩之地，由此，也突出了西南特区的重要性。这样一来，诸事没有周养浩的同意，徐远举不敢独断独行，另外，毛人凤还对他许了大愿，说是要向老蒋保举徐当昆明警备司令，并送上三个交警旅作为基本力量。徐远举对这个中将的衔儿，眼红嘴馋，不做一点“良好表现”，怎么说得过去？
然而，有“鬼”终究心虚，记者一走，徐远举马上找周养浩商量，周拿不定主意，抄起电话机要了毛人凤的长途，用一口道地江山土话汇报情况。
毛人凤关照周养浩，暂时按兵不动，等候回音，随后飞注奉化，向老蒋请示。
蒋介石气呼呼地说：“如张、杨当年听从我的话，不闹西安事变，那我早就把共产党消灭了，不会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把他们放出去，杨就会投靠共产党，于我们不利。”毛见蒋不允许放人，建议换个关押的地方，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徐远举通知杨虎城让他准备一下，启程前往贵州。
杨虎城已从报上获悉了总统下令释放自己的消息，见徐远举要他挪窝，顿时大发脾气：“代总统有命令放我，为什么你们还要将我继续囚禁，我坚决不走，死也死在这里！”吵了半天，没有结果，徐远举只好让周养浩再去规劝。周对杨说，没有老头子的命令，谁也不敢作主。劝杨再忍耐一下，终会有出头之日。杨虎城无奈，提出三个条件：第一是撤换看守龚国彦；第二是把秘书宋绮云夫妇调来一起走；第三是要周养浩沿途护送。周养浩请示毛人凤之后，全部答应。
不久，杨虎城一家、宋绮云一家被悄悄地押到了贵州黔灵山麒麟洞的一所房子内。
这时候，李宗仁正为寻找毛人凤而大犯其愁，不知谁给他出了一个主意：
在《中央日报》上登个启事。结果，南京、重庆、武汉和上海等地的报纸跟着起哄，以《毛人凤在哪里》为题的寻人启事，登得不亦乐乎。结果呢？毛人凤缩在公馆里屏气不吱声，代总统的第一号命令硬是成了一页废纸。
“总裁办公室”要员
其实，毛人凤的幕后指挥只是蒋介石幕后指挥的一个缩影。就在李宗仁四处碰壁的当儿，老蒋的影子内阁——“总裁办公室”也在奉化成立，主任是蒋经国，毛人凤“荣任”办公室要员，三天两头在上海、溪口之间飞来飞去，成了忙碌的“闲人”。
毛人凤进入蒋介石的小班子，意味着蒋、毛关系的升华，甚至可以这样说，蒋对毛的信任，已超过了对全盛时期的戴笠，同时也是毛人凤政治生活中的一大转折，这一特殊的地位为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势和荣耀。
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毛人凤特殊在哪里呢？若不是老蒋亲自授命，他还不敢相信。当时，老蒋“闲”居奉化，浙省的父母官（即省政府主席）是陈仪，江浙防区（即京沪杭警备区）的总司令是汤恩伯。汤是陈仪的学生，陈仪是汤恩伯步入军界的引路人，情同恩师。眼下，老蒋把性命交付给这一对师生，不能不防（可能是“西安事变”的后遗症），于是把毛人凤召来，交代了暗中侦伺的使命。具体执行过程中，浙江站站长毛万里负责监视陈仪；二处处长兼上海市警察局长毛森负责监视汤恩伯。
陈仪乃堂堂上将。汤恩伯既是老蒋的心腹，又是戴笠的生前挚友，放在过去，不要说监视，就是别人打来的小报告，也要为之遮掩几分。现在，忠诚高于私交，毛人凤一反常态地瞪起了“火眼金睛”。不久，毛万里有所发现——陈仪暗中跟李济深来往。接着，毛森也有发现——汤恩伯的秘书丁名捕有共党嫌疑。这可是总裁鼻子底下点火啊！毛人凤听完汇报，马上去见蒋介石、老蒋城府极深，第二天召见陈仪、汤恩伯，故意露出气馁相，请他们各陈高见。陈仪不知是计，当场劝蒋出洋。汤恩伯见老蒋面色冷淡，知道犯了大错，陈仪一走，马上向老蒋讨好，愿意反省自己保荐陈仪当浙省主席的行为，同时建议另派周嵒来接替陈仪。
汤恩伯的诚惶诚恐其实还另有原因。
自解放军于三大战役获胜后，陈仪目睹国民党的日薄西山，萌生了仿效傅作义（走和平解放之路）的念头，暗中开始与中共方面接触。当时，代表组织与陈仪联络的人叫胡邦宪，是陈仪的旧属，也是中共党员。由于东南的半壁兵权攥在陈的门生汤恩伯手里，策反工作的重点自然需要转移，于是陈仪的外甥丁名楠，接受派遣去汤恩伯处作说服动员的工作。许多话都是挑明讲的，汤恩伯并没有表示拒绝。这样一来，陈仪热情高涨，丁名楠往返于沪杭之间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引起了毛森、毛万里的怀疑。到了1月底2月初，丁名楠、胡邦宪再次抵沪，带来了陈仪的亲笔信和所拟的八项要求，即释放政治犯、保护防区内军事物资、停止修筑淤沪工事、减少征兵等等，井说，只要汤做好向解放军投诚的准备，可以担保取消他的战犯罪名，给予相当的职务，所属部队可依民主原则进行改编。同时还说，为了联络方便，希望汤正式给丁名楠以秘书名义，留在身边参予戎机。
汤恩伯留下了丁名捕，态度上却仍很暧昧。正在这时，毛人风向蒋介石汇报了汤、陈的“问题”。接着，老蒋一番敲山震虎，使汤恩伯慌了手脚。
不久，陈仪被免职，气咻咻地跑到上海，逼汤恩伯表态。汤十分害怕，觉得还是向毛人凤、毛森说开了好，于是，经过一番你来我往的“磋商”，最后达成协议，即先由毛森对陈仪实行软禁，但不铸成大案，包括不迫捕丁名捕。
随后，由毛人凤去溪口向蒋介石汇报，表明两个意思：一是汤恩伯跟老蒋走，决不叛变；二是务必保住陈仪一条命。
据毛森回忆，毛人凤到了溪口，并没有向蒋介石转达汤恩伯要保全陈仪性命的请求，事后还恶狠狠地说：“陈仪与军统有宿怨，干吗要救他一命呢？”（当年，陈仪杀张超，戴笠发誓要报仇雪耻，详见第七章）可是，回到上海，毛又蒙骗汤恩伯说，蒋介石听了自己的汇报，允可一切照商量的意见办理。
汤恩伯不放心，又间，蒋有无答应保全陈仪的性命？毛人凤说，当然没有问题。汤恩伯甚感欣慰。
毛森认为，毛人凤没有把汤恩伯的全部要求禀告蒋介石，是从毛人凤讲到宿怨一节作出的推论，恐怕未必准确。按照当时毛对蒋的忠诚，严然超过他对戴笠的程度。早年，于军统有“公道”，“婆心”之说，戴做恶人，毛做“菩萨”，许多看似背着戴笠干的事，其实毛事前大多征得戴笠的同意，或者事后向戴笠禀明，通常不打“闷包”。由此推论，毛也不会在这么大的事情上，对老蒋隐瞒，很可能是说了全部情况，再向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