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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的场面完全与昨日一样。八点过五分，基南宣布第四百五十八次开庭，他说：
“国际法庭对被告的罪证落实十分慎重，为了使作证人的证词得到多方证实，故今天出庭作证的有九位先生。下面，由中国的溥仪先生作证。”
溥仪身着蓝色西服，系上同样颜色的领带。他扶扶鼻梁上的近视眼镜，起身面对十一国国旗一鞠躬之后，开始他长达两个小时的作证。他说：
“我是个对自己的祖国有罪的人，也是个破坏世界和平的罪人。我当了三年中国末代皇帝，就被中国的民主革命赶下台。那时，我还不足六周岁，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沈阳事变时，我是个二十五岁的青年，本想读点书，做个安分守己的中国公民。可是，事与愿违，有天晚上，土肥原贤二君突然来找我，问我还想不想恢复清王朝。我说我不敢。他说，想不想是一回事，敢不敢又是一回事。我说，中国的民主力量相当强大，恢复清室根本不可能。他说，东北三省已被日军占领，目前正在进攻热河省，日本决定将这四个省从中国版图上分割出去，成立独立的满洲国，让你当国家元首。我说，那会犯叛国罪，我绝对不敢！他说，你真的不愿意？我说真的不愿意。土肥原说，那就请你想想张作霖是怎么死的！”
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与蒋介石作战失败，由北京乘火车退回东北，由于他没有充分满足日本的全部要求，即允许日本在东北地区自由开矿和建立工厂，允许日本向东北地区移民，以及中国停止在葫芦岛筑建海港等，而与日本发生冲突。四号清晨，他经过京沈路与长大路交叉的皇姑屯车站时，被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史称皇姑屯事件。
溥仪说：“土肥原君一提起张作霖是怎么死的，我就吓得魂不附体。由于我是软骨虫，丧失了民族气节，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几天后，由他和一队日军护送我，乘轮船到了大连再去长春。”
石原莞尔和内田康哉都说他们当时在长春，这件事他们都很清楚。
土肥原起身说：“我有责任，但我是受首相若槻礼次郎先生的派遣行事的。”
若槻说：“但我说过，若溥仪先生不同意不要勉强，可以扶植别的人统治东北地区。当时，我对土肥原君说过，还可以让郑孝肯、张景惠两位先生出来。这两个人，后来当了满洲国的总理大臣。”
溥仪继续作证：“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伪满洲国成立，我当了政；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根据日本政府的意见，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我成了康德皇帝。但我是个傀儡，一切听从关东军总司令的指挥。历届总司令都兼驻伪满大使和我的特别高级顾问，先是南次郎君，以后是梅津美治郎君和山田乙三君。我这个傀儡政权的政治、外交、军事、经济权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里。他们安排吉冈安直先生为皇宫御用挂。我出巡，接见宾客，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乃至点头微笑，都在吉冈先生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能出席什么会议，在会议上说什么话，一概听从吉冈先生的吩咐。”
他说着说着哭起来了：“也是这个吉冈先生按照梅津君的旨意，毒死我的继室，那时她才二十三岁呢！他们毒死她，是为了让一个日本女人作我的妻子，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控制我，生怕我不与日本一条心。”
若槻礼次郎、阿部信行、野村吉三郎、石渡庄太郎都证实，这件事是梅津指挥吉冈干的。
溥仪掏出手帕抹抹眼泪：“东三省和热河省盛产煤炭、木材、玉米、黄豆、高粱、人参和貂皮。煤炭的百分之八十、其他物资的百分之五十至六十，无偿被日本掠夺去了。记得一九三八年二月，日本向我要十二万立方红松和落叶松木材，我只同意给六万立方。南次郎君气势汹汹对我说：我们可以让你当皇帝，也可以让你成为第二个张作霖！”
永井柳大郎和石渡庄太郎发言证实这件事。
溥仪说：“梅津君也如此。一九四二年五月，他要我提供八万立方木材、四十万斤玉米、三十五万斤高粱、三十万斤小麦。我说，粮食是否少一点，上个月仅吉林四平、辽宁丹东、黑龙江爱晖和鹤冈四县就饿死五万八千多人。梅津君说，那我不管，反正这些粮食一两也不能少！他也威胁我，要我从皇姑屯事件中吸取教训。”
“这事我可以作证，当时我正在东北采访。”松本重治说。
溥仪接着说：“一九四二年五月，东条君和东乡茂德君强迫我邀请与我有杀父之仇的汪精卫先生访问伪满洲国，井由东乡君一手炮制《中满同盟条约》。《条约》主要内容是两个傀儡政权必须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上全力支持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粮食和布匹，木材和煤炭，铁和铜，必须首先满足日本的需要，而双方承担的任务，南京比我们多一倍至两倍，乃至三倍。”
基南插话：“被告东乡茂德！这个《条约》是你一手炮制的吗？”
东乡起身回答：“是我和梅津君两人起草的。”
下午，由阿部信行作证：“我曾经在汪精卫政权当了一年多时间的大使，关于日本对这个政权的掠夺比较清楚。不论是近卫内阁和平沼内阁，还是后来的米内内阁、东条内阁和小矶内阁，对这个政权的掠夺，可以说是无休无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种掠夺更甚了。汪先生几次对我说过，日本要这要那，简直是鸡脚杆上刮四两油。为此，他曾两次决定辞职去法国定居。而畑俊六君和多田骏君都说我对汪先生迁就，都提出：他要辞职去法国定居，你就用皇姑屯事件威胁他！”
松本重治说：“此事，我曾经问过畑俊和多田君。畑说，若汪不与日本合作，只能这样对待他！多田君说得更加露骨，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古皆然。”
阿部继续说：“珍珠港事变之前，如何麻痹欺骗美国，是东条君、嶋田繁太郎君和死去的山本五十六先生共同研究的。”
野村吉三郎证实：“是他们三个人共同研究的。我作为驻美大使，是具体执行者，我深深对不起美国朋友！”
阿部以下的作证内容，是东条和小矶对太平洋的军事部署，以及他们对日军在东南亚地区屠杀和平居民行为的纵容和包庇，并得到永井、野村、石原和石渡的证实。
下午五点五十分，基南宣布第四百五十九次开庭作证结束，然后说：“被国际法庭传讯作证的还有近四百人，明天上午八点继续开庭。”
麦克阿瑟刚起身要走，菲勒士前来向他报告：“杜鲁门大总统说要无罪释放两个人，请最高总司令在一小时之内与他通无线电话。”
“他要求无罪释放哪两个人？大总统为什么这样关心他们？”麦克阿瑟愣住了。 15．两封信引起的斗争
麦克阿瑟与杜鲁门总统通话后，就等待邮递员将一封重要的信件送来。他等了七天，到八月三十日上午才收到那封用挂号寄来的信件。
信是被关押在巢鸭监狱、定为甲级战犯嫌疑犯的西尾寿造和多田骏于五月二十二日写给杜鲁门的。并附有两本日记。麦克阿瑟皱了皱眉头：五月二十二日写的信，为什么八月下旬才引起总统的重视？
事出有因。
原来，西尾和多田的信写好了之后，交给与杜鲁门有亲戚关系、十八年前与日本驻美国大使馆一等秘书寺崎英成结婚的安德琳，请她直接交给杜鲁门。寺崎英成与西尾和多田都是很要好的朋友，安德琳自然乐意帮这个忙，无奈她一病两个多月，八月中旬病愈后才赴美国，八月二十三日上午信才交给杜鲁门。
这封长达八千多字的信，首先介绍两人的身份，西尾寿造，六十七岁，一九○七年日本陆军大学毕业，一九三三年累升至中将，翌年任关东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归任参谋本部次长，嗣后调任近卫师团长。一九三八年任陆军教育总监，一九三九年升为大将。是年秋至一九四一年初，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多田骏，六十六岁，一九一三年陆军大学毕业，一九三一年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旋转任野战重炮兵第四旅团长。沈阳事变后任伪满洲国首任最高顾问。一九三五年继梅津美治郎为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一九三七年任参谋本部次长兼陆军大学校长。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继杉山元为华北日军总司令，同时被升为大将。
两人的信接着说：“我们在侵华战争中，残酷地实行被中国人称为杀光、烧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