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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重光葵等日本人拿着一份双方代表签字的投降书离开密苏里号之后，麦克阿瑟说：“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但是，这只是执行《波茨坦公告》的一个形式上的步骤。下一步，我们将具体执行《公告》所说的‘日本战犯将被处以严厉的法律制裁’。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已委托美国著名法律专家基南先生牵头起草惩办战犯条例，并决定在最近组织国际军事法庭，有计划地逮捕和审判日本战犯！”
各国代表很自然地想起在密苏里号升各国国旗的事，对即将建立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前景，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这是智者的预感。于是，就有了该重判的却轻判，该轻判的却重判，该判死刑的却无罪释放，一些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竟然逍遥法外，许多人呼吁应定为首要甲级战犯的人却不追究其战争责任，这样一系列错综复杂、致使历史学家至今感到是谜的历史疑点。
时间如同烈日，终于把重重迷雾蒸散，使事物显露出本来面貌。半个世纪过去了，现在是揭开这些历史之谜的时候了！ 1．一开始就出现裂痕
日本民谣说：“若想生活似神仙，帝国饭店住几天。”东京帝国饭店设备先进，环境幽静，空气新鲜，仕女如云，酒巴、夜总会、有按摩女郎为之擦身的男女混浴澡堂于一体。
如今，帝国饭店成了日本人望而生畏、高官富商和花花公子望之却步的地方。原来，驻日本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设在这里。
麦克阿瑟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书房、文娱室和卫生间设在第十楼。房间里的陈设物件，是两天前从涩谷、银座、池袋三家饭店的贵宾室挑选出来的，显得十分豪华。办公室的墙壁上，除了一幅美国的缔造者华盛顿的半身画像，没有别的悬挂物，更显出墙壁的洁白和房间的宽敞。
他主持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回来，除了午餐和两小时午睡，就一直坐在办公桌旁的转轮皮垫围椅上思考问题。一支小巧得不能再小巧的手枪，就像当代生意人手中的BP机，总是挂在他的裤皮带上。这标志着死亡和威严的东西，是同类武器的翘楚，值得骄傲和自豪。他认为戴墨镜显得严肃和深沉，从一九一八年他三十八岁挂上中将军衔那天起，外出总是戴上墨镜。即使在室内，也是大部分时间墨镜不离鼻梁。他有思考不完的问题，而且从三十五岁开始，总是借助烟斗打开思路。三十年来，从未间断地吸的是世界著名的吕宋优质烟丝。他说：“没有女人我可以生活，若没有吕宋烟丝我一小时也活不下去。”他一坐下来，不论开会听汇报、看文件书报和思考问题，就烟斗不离手，即使不吸烟，也把烟斗握在左手里，很有“望梅止渴”的味道。
他肩负的任务十分繁重。要在短时期内，用美国的政治模式，把人们视天皇为神，视日本为神国，具有二千多年封建天皇制历史的日本改造过来，谈何容易！从八月十五日裕仁天皇发布投降诏书，当天晚上他在马尼拉接到杜鲁门总统的电话，十六日飞回华盛顿，十八日奉命指挥四十六万美军进驻日本和改造日本起，就没有睡过一晚安稳觉。他花了十天时间阅读日本历史书籍，因越读越糊涂，就再也没有读了。他坚信自己的意志、智慧和权威，能够把日本改造得使日本人能够接受，使美国政府和国会感到满意。至于裕仁接受不接受，麦克阿瑟没有多少考虑，他听从指挥，就保留他一条命。反正，对每一个日本军界政界要员的生杀予夺之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里。每想到这里，他就感到这几年指挥同盟军收复太平洋诸岛屿所付出的种种艰辛很值得。六十五岁的人了，似乎比二十多年前的精力还要充沛。
杜鲁门说了，待他把日本改造过来，就为他设立“麦克阿瑟纪念馆”。纪念馆设在哪里由他定。在美国，除了华盛顿等少数几届总统享有这分荣誉以外，只有他了，人生几何？这可是光前裕后的大事！于是，他又多了一分心思。想来想去，他的纪念馆决定设在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原来，他在那里读过小学，因为学习成绩不好，许多同学看不起他，尤其是一些女同学，老远见到他就唱《蠢驴歌》。
现在，经过一连五次往烟斗里装烟丝，他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纲和目，决定先抓住修改日本宪法这根纲绳。由谁来修改？美国方面有的是人，招之则来，但必须有日本人参加。日本方面谁适合？他认为理想的人选，都可能是被逮捕的战犯，诸如曾出任过日本首相的广田弘毅、近卫文麿、平沼骐一郎，都是日本的文人政客。
他的思想像一匹无缰的野马，由战犯又想到即将设立的国际军事法庭。哪些国家参加？多几个国家参加好？还是少几个国家参加好？都必须以利于美国控制日本和亚洲为前提。进而又想到昨天晚上，普尔卡耶夫和徐永昌提出与日本作战过的各同盟国都派军事代表团进驻日本的事。怎么徐永昌与普尔卡耶夫一唱一和？你难道不知道苏联对中国共产党寄予怎样的希望？你们不是正在依靠美国支持打场内战以消灭共产党吗？真糊涂！如果让先后与日本作过战的二十多个国家都派代表团进驻日本，还能不联合起来与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分庭抗礼！有了军事代表团，必然会派法官参加国际法庭，那将是什么结果，生杀予夺大权还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吗？他兀自一惊！
麦克阿瑟沉沉地吐出一口烟雾，伸手抓起摆在办公桌上的电话机话筒，给住在十一楼的萨塞兰打电话：“是萨塞兰总参谋长吗？我是麦克阿瑟。请你的秘书下个通知，因为我的两个秘书都外出了。请马上通知住在银座饭店的中国徐永昌和商震、苏联的普尔卡耶夫和迪利比扬格、英国的潘西凡和巴特斯克、法国的卡尔埃和勒克莱、澳大利亚的布莱和郝杰士、加拿大的奥古斯丁和戈斯格罗夫，以及住在明治生命大楼的同盟军最高总司令部国际检察局局长基南、美国处理日本事务理事会主席西波尔德，于今晚七点三十分来最高总司令部开会。噢，其他参加日本投降签字仪式的国家代表就不通知了，人多嘴杂。至于会议怎么开，等会儿你来我这里一下，我们好好研究研究。再见！”
这时，徐永昌和商震出于反共的需要，带领俄语翻译苏文源，正在拜访普尔卡耶夫和迪利比扬格。经过两天的接触，他们觉得这两位苏联人平易近人，说话也很坦率。礼节性的几句交谈之后，徐永昌就用一口山西崞县话直截了当地说：“贵国对德军进行大反攻时，一举帮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收复失地，然后乘机扶植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成为执政党，这给中国政府增加了一份忧虑。”
徐永昌先后毕业于毅军随营学堂和陆军大学，曾在孙岳手下出任过第三军军长，在阎锡山手下出任过第十二军军长，绥远、河北省主席，山西省代理主席。因体弱多病，五十八岁年纪如同古稀老人。
两位苏联人一怔。普尔卡耶夫惊问道：“噢！这触动了贵国政府的哪一根神经？”
徐永昌说：“贵国是不是打算以你们的红军暂时控制的中国东北三省为基地进攻我们，帮助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
这使两位苏联人感到意外。是的，苏联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曾经先后派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明拉兹、米夫和德国共产党人李德等人，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中国帮助过中国共产党。但是，实践证明作用不大，却给中国革命带来过某些危害。从血泊中觉醒的中国共产党人有了自己的主张，不那么听从他们的指挥，这使斯大林感到恼火。
“吓我们一跳！”普尔卡耶夫轻松地笑着，“不会，绝对不会，请中国朋友放心。”
迪利比扬格说：“不论是从历史渊源看，还是从地理位置看，中国与东欧这些国家不一样。”
“那么，贵国是不是会支持中国共产党攻打中国国民党呢？”商震轻言细语地问。
商震祖籍浙江绍兴，因父亲经商定居河北保定，这里就成了他的出生地。他成熟早，十六岁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第二年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近三十年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使他养成了迎难而进的坚毅性格。他酷爱学习，从博览群书中懂得做人的道理，也使他成了具有学者风度的军事家和政治字。
迪利比扬格望着商震，微笑着说：“也不会。在贵国的抗日八年中，苏联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