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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不受打扰，薛华鼎跟兰永章和县政府办公室的张华东打了电话，告知他们自己现在与公安局局长张群雄在一起，如果有重要的事情就打张局长的电话，然后将手机的电源关了。
张群雄说了很多专业术语，而且因为案情复杂，又没有经过专门的书面整理，说得也不是很有条理，但一直关心这个事情的薛华鼎还是基本弄清楚了大致情况：
以主管安全的副县长李席彬为首，伙同文化局副局长冯亮、劳动局张江河、公安局的邬运良等骨干组成小团伙，长期以来向娱乐、文化行业的老板收取额外的费用来作为那些经营场所的安全评判标准。老板交的钱越多，其场所的“安全”就越高，只要交了钱，这些主管检查的人就会对这些老板网开一面，根本不会“为难”他们营业，即使真的存在不安全隐患。相反，如果没有交钱，那么相关的检查就会层出不穷，这些“吝啬”的老板为应付这些额外的检查、额外的罚款等等花费大大超过其他老板上交的那些非法费用，导致全县极大多数老板都宁愿花钱买“安全”、买安宁、消灾。
晾袍乡的这两个游戏厅老板自然也不例外。只是张国俊这个人与乡文化站的站长是熟人，又和县文化局的一个小官员是表亲关系。可谓朝中有人好办事，不但他交的费用不多，而且平时也很少有人上门检查。没有监督、没有督促的他安全意识非常淡薄，除了门面上买了一张推拉式钢铁防盗门以防小偷外，什么防火、逃生等设备设施都没有，门面里的空间被他利用到了极致。他本身又缺乏必要的安全常识，一条本来就很狭窄的通道还经常摆放一辆破烂的摩托车。
火灾发生后，看到烧死了好多人，胆子不大的张国俊吓怕了，当时不顾一切租车跑了。先在外面躲了几天，然后就跑到了县文化局的那个亲戚家里，询问对策，希望这个亲戚能帮自己一把，心里也做好了投案自首的心理准备，无钱无居所的他那几天在外面混得太苦了。
对于这个棘手问题，这个小官员也是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顶头上司——文化局副局长冯亮。
冯亮当时开口就要这个倒霉的老板投案自首，并要这个小干部告诉王冬至进了公安局不要乱说，最多坐几年牢就会出来。
开始的时候，不只是冯亮，就是李席彬也以为这次火灾对他们没什么影响，他们的责任也就是管理不到位而已，接受一下组织的批评，自我检讨一番就可以过关，最多也就是掩人耳目式的处分一下，毕竟冯亮父亲的面子还在。所以当朱贺年宣布对全县娱乐场所进行安全大检查的时候，李席彬还主动要求担任副组长，亲自带队进行检查。一方面可以掌握安全检查的整个形势，另一方面可以找机会私下劝慰那些平时交钱比较多的老板少安毋躁，并承诺等风头一过就让他们正常开业。还有一方面就是利用这次检查对那些死硬分子进行警告，故意不让他们开业或推迟开业时间，即使他们的场所符合安全检查的条件。
问题就出在张国俊身上。本来开游戏厅就没有赚钱，现在家被烧光，听说投案自首之后自己还要坐几年牢，心里一时哪里想得通？就赌气似的跟那个文化局小干部说：“老子是按你们的要求做的，你们说安全，怎么现在不安全了？你以为老子不知道，你们就知道收钱，谁交了钱谁就安全。如果你们当时认真检查我的游戏厅，达不到安全要求不让老子开业，老子也不会出这个事，不会亏本也不会要坐牢！你们不帮老子想办法，老子也不让你们好过！”
听了这话，那小干部脸都吓白了，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亲戚知道不少的内情，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但如果有心人要查的话，只要顺着他说的话去查，肯定能查出名堂来。
于是这个小干部软硬兼施的劝了破罐子破摔的亲戚一会儿，将其稍微安顿好之后，他又跑到冯亮那里问计。冯亮一时也没有办法，只好吩咐这个小干部先尽量稳住张国俊，告诉他避一避风头就可以了。
让李席彬、冯亮等人害怕的是，上级政府对这次火灾前所未有的重视，市里派领导下来彻查案件，张清林等县里的领导都没有对此案的处理权，那架势似乎是要将相关责任人一网打尽，追查到底。如果让上面的人查到真实情况加上张国俊的自首，那么他们这些收取了巨额资金的人不仅仅是撤职了，肯定还要坐牢，特别是李席彬甚至可以被枪毙。李席彬是主要组织者，且贪污受贿数额巨大，赃款全部用到情妇身上无法退赔，就是不枪毙也是死缓或无期。
于是李席彬召集几个骨干在他情妇的“丽君饭店”商讨对策，商量了好久，最后弄出了一个瞒天过海、混淆视听的主意。他们首先伪造了对张国俊游戏厅的整改通知单，然后骗出王冬至，在王的游戏厅那里放了一把火，还将其打晕之后沉入水底淹死。
一时间，人们的视线还真被他们转移了，都把怒火倾泻到这两个无辜的老板身上。
躲在文化局小干部家里的张国俊一直蒙在鼓里，以为这些人真在为他想办法，在为他奔走，在一次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他还傻乎乎的在那种伪造的整改通知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就是抗洪抢险，全县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大堤上。李席彬、冯亮等人以为时机已到，他们开始着手处理张国俊这个包袱了：对李席彬等人而言，杀害王冬至之后，张国俊彻底变成了见不得光的人。
每天被那个小干部好吃好喝侍候得舒舒服服的张国俊还以为自己抓到了别人的把柄，他们才对自己这么好，所以他心安理得的在小干部家吃喝着，有时他还对自己的亲戚，也就是那个小干部的家人吆三喝四的，时不时要一瓶好酒解解馋，亲戚也尽量满足他，只是不答应他外出遛达。写的信经过他们的检查之后，被人送到省城、南方的城市发送到他的家里。
所以县公安局的人几次都截获了张国俊的信，但就是找不到这个人。虽然经过鉴定，信是张国俊写的、信上的指纹也是张国俊的。
自以为得意的张国俊全不知道等待自己的只是死亡。他之所以没有马上就死，只是因为李席彬等人还没找到好的时机下手，担心身边这个定时炸弹随时爆炸，他们想了多套办法，但都不被他们自己否定了。
随着王冬至尸体的意外出水，他们再也呆不住了，担心公安局加大破案力度，全力追查杀害王冬至的犯罪嫌疑人张国俊，从而导致他们被注意。
在一个晚上，公安局的邬运良带着文化局的那个小干部，先把张国俊灌醉，用汽车将他运到湖边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然后又用偷来的小船把他运到那个白天也阴森森、几乎无人去的防浪林里，用一根旧的帆布长皮带将他挂在树杈上，他的口袋里放着表明他身份的身份证和一封以前写的检讨书。当然，这封检讨书也是他们骗他写的，里面的内容主要是“对不起”、“我错了”、“我有罪”等等之类模糊的话。
张国俊就这么糊里糊涂的死了。
湖区的洪水经常是涨涨落落，虽然抬张国俊上去的时候未干透的淤泥里留下了邬运良和那个小干部的鞋印，但他们并没有多少担心，只要过几天，洪水涨上来，新的淤泥就可以把那些鞋印掩盖起来，小船被他们弄穿用石头沉到了湖底，鞋当时就被他们扔掉了，车也被他们清洗了好多遍。
也许是苍天有眼，也许是真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国俊挂上去的第二天就被一个寻牛的农民发现了，洪水也没有涨上来，那些鞋印都清晰存在。
公安人员也不是吃素的，围着湖边一家一户的调查，也询问行船的人，没有调查多久，就有终年在湖里捕鱼的人反映有人看见两个人划着小船深夜赶路，动作鬼鬼祟祟，也有晚上外去玩的年轻人反映看见一辆车停在湖边的芦苇丛里，晚上来很晚才开走，甚至还回忆起车的样式和几个车牌号码。
经过警犬论证，尸体悬挂现场遗留的气味和汽车停靠现场的气味相符，案情一下就豁然开朗了。
让破案人员欣喜的是，当警察根据残缺的车牌号码和小车式样以及气味找到文化局那个小干部的时候，小干部当场就跪在警察面前请求饶命，李席彬等人的经济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听了张群雄的话，薛华鼎默然了，也理解了这些人的做法。一个当官当久了的，或者一个仕途光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