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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蔷薇——”潘正喊了我一声。
我下意识地抬起头,他确实是在叫我,眼睛里含着一抹浓重的忧伤。
“出来一下好吗?我有点事……”他说着,目光里又多了一抹乞求。
我疑惑地走出教室,跟着他来到了安静的双杠区。我疑惑的是他还找我做什么,我一点儿也没指望他会和我和好。我和他已经没关系了,我已经清清楚楚地感觉到了缘分已尽的巨大寂寥。
“我转学了。”他靠在双杠上,声音暗暗的。
“什么?”我竭力保持着镇静,还是轻易就被这个消息震惊了。
“我爸得了心脏病,挺严重的,要回老家天津治病。”
“你……也要去?”
“对。我爸就我一个儿子,他怕自己有个三长两短,非要把我带着。”
我听懂了。这种事是不可挽回的,潘正必须得走。我这么想着,感到有些惆怅,但没有哀伤。因为即便他不走,也不是我的了。
只是有一点我弄不懂,潘正他爸为什么赶巧得病?难道这人世间真有因果报应之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会遗憾一辈子的。听到冯小秋她爸遭殃、全家从小洋楼搬到民房里的消息,我还不好受呢,何况是潘正受老天惩罚呢?虽然我恨过潘正,非常非常地恨过他,但我还是不愿意看到他遭报应。
“冯小秋……她知道了吗?”我竟问出了这么句话。
“我心里装的是你。”他答非所问。
我将信将疑地看着他,眼睛开始发热。他深深地看着我,眼圈儿渐渐红了。他盯着我看了好久,盯得泪都在眼眶里打转了,也没再说出一句话。他的右手下意识地朝我伸过来,迟疑了一下,又倏地缩了回去。
很快,他转过身去,大步朝校门口走去。我的泪这才哗地涌出来,很快就流了个满脸。他的背影在我的视野里模糊着,很快就消失在了校门外。这一刻,我才清晰地感觉到了一段情的结束。潘正也许永远不会出现在我眼前了。我的初恋,也随着他的消失,绝望地划上了句号。
踏上开往武汉的列车
七月末的一天,我收到了武汉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没敢拆开,就跑到我妈厂里,我得留给我妈拆。我妈接过信封,翻来覆去地看个不够,笑个不够。她说用手撕不整齐,就找了一把剪刀,裁衣服一样小心地把信封剪开,轻轻地把录取通知书抽出来,又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看个没够。我叫了她一声,她才回过神来,揽住我笑了。我妈原来也可以笑得这么甜的呀,我妈的笑甜透了我的心。
接着,我妈把录取通知书放进抽屉里锁好,拿起个大茶杯,带我来到厂冰糕房,买了四根冰糕。两个人坐在花园的水泥台上吃。
“蔷薇,你到大学好好学习,妈就是拉棍子要饭,也供你到毕业!”她吮着冰糕,扬眉吐气地说。
“听说大学生假期可以打工……”
“蔷薇,给你掏个底儿吧,”我妈打断了我,“你中学六年,妈一直在花钱上紧巴你,就是想把钱存着供你上大学呢。等快开学时,妈带你去买几件像样的衣裳,大学生可不能穿得太寒碜。”
我妈高兴,我好像也渐渐变得开朗了。失去了潘正,可命运总是在另一处弥补了我。再说,大学就像个强磁场一样吸引着我,那里也许会有更美的梦吧?
高三一班和二班的同学们陆续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去武汉上大学的有好几个,班长郝康考上了武汉大学。张叔林真的上北大了,王志坚上了复旦。洪敏考上了本市师专,她立志要在师专找个家境好的男朋友,不要糊纸盒子挣零钱花。王斌的分数没上专科线,但他那神通广大的爸给他联系好了郑州的一所大学。
我妈和我大姨商量好了,叫小华哥送我去武汉。
9月初的一天早上,我被亲人们簇拥着走进了郑州火车站。离开车还有几分钟时间了,小华哥带我上车,找到座位坐好。我从车窗里再看我妈、我大姨、我大姨父,还有我小华嫂,他们个个的眼睛都变得雾蒙蒙的。
列车徐徐启动时,我后爹领着他的儿子小新跑来了。小新手里捏着个小纸包,从车窗里递给我,之后又摇着他的左手叫我看。他手腕上有一块崭新的手表。
“姐,纸包里的金项链归你,手表归我了,行不啊?”他嘻皮笑脸地央求着。
“你的一个男同学早就把东西交给小新了,这孩子想昧下。幸好他刚才拿出来玩儿,被我发现了……”我后爹解释着。
“哎,那个丑八怪还给你写了情……书,你看看……”小新兴奋地叫着。
在这样一片忧伤的混乱中,列车驶出了郑州站。
我趁小华哥去打开水的当儿,打开纸包,看见了一条金灿灿的项链,正是王斌在木工厂欺负我时脖子上戴着的那一条。我把项链扒拉开,看清了纸上的一行字:“本来就是给你的,不想戴就去换些钱,买书看吧。”我把纸反过来,也没找到“王斌”二字。
列车行进在无边无际的农田之中,直向南方。我的郑州,我的中学时代,我的初恋,我的潘正,都被抛下了,抛在了我渐渐看不见的地方。
你们的恶 下部 (一)
大学舍友钱晓珊(1)
下午四点钟,列车到达武昌站。
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扑面而来的是陌生的面孔、表情和语音,还有弥漫在这个城市上空的陌生的空气。陌生里才会有新鲜,叫人产生探究的冲动。我将要在这样一个城市里生活四年,这么想着,有种虚幻感,而我的人已切切实实置身其中了。
小华哥带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被气味很不新鲜的人流涌着,来到了出站口。
“票搜出来!”——这是我平生听到的第一句清晰的武汉话。把守着出站口的女验票员眼睛抬也不抬,舌头打了卷儿样的,不停地对鱼贯而出的旅客重复这四个字,口吻像是在命令盗窃犯。
武昌站广场和郑州的一样杂乱无章,树阴下东倒西歪,躺着很多等车的人,有的睡在草席上,有的干脆就睡在肮脏的水泥地上。这就是我必须存身的外部环境,我烦躁地把目光从广场的地面上调开。从出站口走到公共汽车站,大约有五百米。在这五百米的行走中,我感觉武汉的空气比郑州的湿润,树比郑州的绿,人的海拔高度比郑州的低。
小华哥带我上了一辆通往武昌的公共汽车。车上一男一女正吵得不可开交,男的指着女的鼻子骂“婊子养的”,女的指着男的骂“三条腿站不稳”。他们越骂越凶,越骂越奇,污言秽语运用得出神入化,可就是不动手,没人出面制止他们。女售票员耷拉着眼皮,乘客们看上去大都像是在欣赏精彩相声,挺满足的。第一站到了,我身边座位上的乘客下了车,我正要坐,车门处飞身蹿上来一个小伙子,屁股飞刀一样先甩在了上面,然后才慢慢把身体的其他部分也移进座位里。
踏进XX大学的校门,我才觉得自己真是个大学生了。这所大学建在一座小山上,绿树成荫,古色古香的建筑错落有致。校园里的行人看上去都挺有文化,起码比马路上的、公共汽车上的高出几个档次。老教授们大都谢顶,学生们文质彬彬,也有极少数标新立异的,身着奇装异服。偶尔,还会惊讶地发现一两对勾肩搭背的学生恋人。
校园之大,是我根本没想到的。20多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设在图书馆前的新生接待处,注册完毕,又走了十几分钟,才到了心理系学生宿舍楼门口。
这里也设有新生接待处,负责安排住宿。
所谓新生接待处,也就是在楼门口摆了一张小书桌,书桌旁坐着二男一女,坐在中间的是宿舍辅导员熊大春。熊大春乍看上去有点像歌星赵传,不过鼻子比赵传的红得多。他的上牙齿整排杵在嘴唇之外,也和赵传的牙齿有区别。
熊大春不到30岁,秃顶,留着典型的“地方支援中央”发式。一有风吹来,他就得抬起手,把被吹散的头发捋回头顶——工作量非常之大——他脸上盖着一副变色眼镜,黑洞洞的,镜腿上吊着个镀金链条,明晃晃地抖个不住。最不堪的是,他下身竟穿了一条超短大红运动裤头,紧绷绷的,极为不雅,可能是刚从运动场回来。两条黑毛腿像中风留下了后遗症样的,在桌子底下失控地震颤不止,若不是他胸前别着“XX大学”的校徽,说他是个流窜犯,估计没人不信。
另外一男一女是二年级的学生干部,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