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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站在大帐门口，静静地听着，愁云满面。
从门阀富豪手上抢回土地，真要说起来，很简单，但抢回来之后呢？是不是这些门阀富豪们就不会再买土地了？就不会隐瞒真实田产偷漏赋税了？各级府衙是不是就能秉公办理不再贪赃枉法了？租种土地的百姓是不是就能从此安居乐业，不再抛弃土地流离失所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大汉律就在手上，有法可依，有法可循，但为什么土地兼并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即使在黄巾军如火如荼的攻杀之中，依然有大门阀大富豪变本加厉的购买和掠夺土地？
有的流民租种门阀富豪的土地，因为门阀富豪们把赋税强加到他们身上，他们辛苦劳作一年，依旧一无所有，这些人抛弃土地可以理解，但为什么有的流民明明家里有田地也要抛弃？
从北疆这几年的屯田经验来看，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应该是造成百姓抛弃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主要原因。但要打击土地兼并和整治吏治腐败，却不是靠维持大汉律的尊严和权威就能办成的事，这需要严刑峻罚，需要不断完善的国策，需要更多的清廉忠诚的官吏，需要太多太多的东西。
就冀州来说，目前最重要的不是打击土地兼并，因为李弘已经雷厉风行，命令赵云、姜舞、杨凤、孙亲、王当等人带着军队开始清理土地了，想阻止也来不及了。目前对冀州来说，最重要的是如何保证大汉律被严格遵守，土地不再被大量兼并，吏治不再腐败到极致，百姓不再抛弃土地。
清理土地的规模，打击的对象，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和时间内，而要保证这次打击土地兼并的成果，并努力维持冀州的稳定，却是一件非常复杂、艰难和需要很长很长时间的事。
帐中的老臣们正是为此事而争吵，为制定和修正国策而争吵。
张温、卢植、丁宫、陈纪、蔡邕、赵岐这些老臣深谙国事，他们也知道要稳定冀州就要解决流民，要解决流民就要解决土地兼并问题。他们自问没有决心和能力解决这个难题。
李弘有决心，他利用强悍的武力在很短时间内便开始了打击和治理，但由此而带来的深重危机却足以倾覆冀州。这一点，李弘或许考虑不足，但老臣们却一清二楚。
老臣们从李玮的嘴里得到这个消息后，毫不犹豫，立即选择了南下冀州。张温、卢植甚至还把赵岐也一起请到了冀州。
长公主一行到达邯郸的当天晚上，张温、卢植等大臣就和李弘商谈改制的事，一谈就是通宵达旦。
老臣们到冀州的目的不是为了阻止李弘打击土地兼并，也不是为了凭借自己的关系说服冀州门阀富豪们主动上缴赋税。他们要帮助李弘处理打击土地兼并之后的诸般难题，同时利用这个难得的契机实施他们酝酿已久的改制。国策的修订需要一个摸索和实践的过程，继而要针对其中的利弊进行多次的修正和完善，而冀州正好给他们提供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遇。
在当今士人心中，有个共同认识，大汉的迅速衰落和败亡原因很多，但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改制。要改制就要有权柄，所以两次党锢之祸的根本原因，还是士人和皇帝对权柄的争夺。现在大汉走到了倾覆的地步，要想重振社稷，改制是唯一的办法。即使靠武力平定了天下的所有叛逆，最后还是要通过改制来强大国力。所以不管士人们之间的矛盾有多大，他们在改制强国这件事上绝对是步调一致，高度统一，士人们对此充满了激情和希望。只要改制不严重触及他们自身的重大利益，各种势力派系的士人非常愿意聚集在改制的大旗下，为国尽忠。
这次随同长公主到达冀州的各级官吏多达一百多人，由此可见改制一事在士人心目中的地位。改制寄托着士人们对大汉的全部忠诚和热血。
去年晋阳改制，是从国策的根本官学开始的，结果失败了。失败了，就有了教训，老臣们随即改变了策略，转而从国策上开始改制。既然难以憾动官学这个根本，那就调一个方向，从纷繁复杂的制度上开始改制。
大汉的制度无论多么纷繁复杂，但归根究底也就是官僚制度、财赋制度、选拔制度、官学制度、律法制度等等，但最重要的也就这几种。无论改动哪一个，都会影响到社稷的命运。
张温、卢植等人提出了一揽子改制计策，其中的宗旨就是“儒法兼融，以法治国”。在这一揽子改制计策上，突出体现了“隆礼重法，轻赋薄徭，唯才是举，严刑峻罚”四个具体的施政措施，尤其是“严刑峻罚，乱世当用重典”这个恒久不变的定律在所有改制计策上随处可见。
要隆礼重法，官学上就要逐步做出重大调整。既然是调整，那么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之间在学术上的矛盾就不会于短期内被严重激化。同时这个办法也能极大地缓和两派官僚在政见上的巨大分歧，有助于通过和实施改制之策。
轻赋薄徭的目的是富民强国，但从目前的现状来看，纯粹依靠农耕在短期内增强国力，击败遍布天下的叛逆，很不现实。所以依照治理北疆的经验，老臣们还是决定实施本朝初期的农工商并重之策，全面彻底放开盐铁茶等各种产业，鼓励营商。现在的商贾和过去的商贾有很大的区别。大汉经这几十年的卖官鬻爵，家产丰厚的富豪商贾们不是入了“士”籍，就是成了官宦之家，身份早已今非昔比了。官、商在今日的大汉已经混为一体，界限模糊不清。这“商”就是想禁也禁不掉，反而让朝廷丧失了很大一笔税利，所以还不如彻底放开，增加国库的收入。国库有钱了，才能赈济灾民，才能出兵平叛，才能做到轻赋薄徭。否则，这轻赋薄徭，藏富于民就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
唯才是举是大汉选拔人才制度的主旨，近四百年来一直如此。但为什么到了后来却无法选拔出优秀的人才，导致吏治腐败到了极致，后来竟然出现了真正的贤能之士只能依靠李膺、郭泰、许劭这些名士点评才能入仕的咄咄怪事？
本朝的选拔制度，历史上称之谓乡举里选，贤能之士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入仕。
一种是无定期的，比如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这时新皇帝往往下一道诏书，命令各州郡举荐贤良到朝廷入仕。又比如碰上灾荒之年，天子往往也会下诏希望地方推举贤人，替朝廷效力。这种选拔不定期，也无固定的举荐机构。地方郡县可举，三公九卿，朝廷大员也可举。
第二种是特殊的选拔，也是不定期。比如朝廷要派人出使匈奴，需要通匈奴语，能吃苦应变的人才。朝廷里需要的一些比如晓习治水、熟知天文的特殊人才，天子常常下诏征求。如果自认有这方面的才干，可以自举。各级官员也可以举荐。
还有一种定期的选拔，就是选举孝廉。所谓察举孝廉就是地方郡守长官在本地发现孝子、廉吏后，举荐给朝廷。这制度从孝武皇帝开始，一直沿用至今。本朝有一百多个郡，每年有两百多个孝廉被举荐到朝廷。这些人到了朝廷，并不能像贤良一样马上就能当官，他们大多安插在皇宫郎署里做一个郎官。十几年以后，就有两千多个。过去皇宫里的郎官侍卫也只有二千人左右，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全部变成了郡国孝廉。这些郡国孝廉，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的补吏出身。于是孝武皇帝以后，本朝做官的人渐渐都变成了读书人出身。
本朝当时的这个制度非常好。一个青年跑进太学求学，学业完成后，到地方郡县为掾属小吏。有了成绩后，再经郡国长官察选到朝廷。又经朝廷一番规定的考试后，才开始正式入仕。这是当时入仕从政的唯一正。朝廷的所有官吏，几乎全由此途径出身。本朝自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开始，历任宰相全是读书人，他们的出身也都是经由地方选拔而来，因读书成才而入仕途，和权贵官僚富豪没有任何关系。
然而，这个制度到了光武皇帝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郎署里的人才太多，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数不胜数，于是本朝无定期的选拔和特殊选拔制度就搁置了，仕途仅仅剩下了孝廉察举一条路。但就是这样，人还是越来越多，于是朝廷命令分区察举，然后又演进到按户口数比例分配，制为定额察举。当时郡国满二十万户的才能察举一个孝廉，于是孝廉成了一个抢手货，这把原来孝子廉吏的原义完全丢失了。后来又因为请托舞弊，逼得朝廷在察举孝廉后又加上了一番考试，如此一来，原来察举孝廉的用意就彻底没了。
本朝选拔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