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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适侥幸脱身，报国心切的他和杜甫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奔赴行在（皇帝所在的地方）为国效命。高适的文学成就虽然不如杜甫，但命运却比杜甫幸运得多，他不但顺利抵达皇帝身边，而且他通达仕途的序幕也已在此时悄悄揭开。与高适并称“高岑”的另一位著名边塞诗人岑参这时正在从“平沙万里绝人烟”的西域大漠东归大唐本土勤王护驾的路上，他的回归为将来的一桩文坛盛事埋下了伏笔。
这一年还发生了这样一件大事——为了抑制北方的新皇帝李亨，不甘心放权的太上皇李隆基将第八子永王李璘封为四道节度都使，总管江南军事。意气风发、雄心勃勃的李璘引兵东巡，自长江中游的江陵顺水而下，宣称要从水路包抄安禄山叛军，他的出场给一位大诗人带来了机遇，但更带来了灾难。
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振奋军队的士气，李璘将隐居在庐山，身在江湖、心在庙堂的李白请了出来，李大诗人激情满怀，挥笔写下了十一首《永王东巡歌》，可惜，诗歌刚刚写完，唐肃宗李亨派来的军队就已把永王李璘打了个落花流水，一败涂地，因为有些迹象表明李璘打算割据江东自立为帝。
风光了没几天的李白现在大难临头了，以从逆之罪被关进了大牢。
李白在狱中时，曾向已位居淮南节度使的旧友高适写诗求救，然而，高适却回诗一首说你李白无权无兵，没有被救的价值，这就是一个文化大名人在另一个已经成为掌权者的文化人眼中的价值。
顺便说一下，高适能够就任淮南节度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初他准确地给唐肃宗分析了江东的形势，断定了永王李璘必败的结局，所以，如果说永王东巡对于李白是一场噩梦，那么对于高适却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只可惜这不是他最心仪的边塞卫国之战，而是皇室贵族之间的自我残杀。
李白在狱中度过了春节，时间已经进入了公元757年。
大唐统治阶层之间的兄弟相煎还未尘埃落定，叛军上层就上演了冷酷的父子相残——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掉了，唐军主将郭子仪等乘机收复了京都长安和东都洛阳，新皇帝李亨和老皇帝李隆基先后回到了壁断垣残、今非昔比的长安城。
早在收复长安之前，杜甫已经从叛军手中逃了出来，并且终于在凤翔见到了唐肃宗，只是肃宗皇帝对他不太感冒，只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职位。长安收复后，杜甫也随着皇帝回到了京城。
皇帝回来了，那些被迫从贼的臣子大难临头了，王维、储光羲、李华等人都被投入了深牢大狱，但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却大不相同——王维幸运地得到皇帝的赦免，只是由给事中降为太子中允，因为他的弟弟王缙危难时刻一直陪在皇帝身边，立下了大功，而且愿意以自己的仕途为哥哥赎罪；李华被贬到南方的杭州去担任一个小官（后来又回到京城任职）；而储光羲则最为不幸，被贬官岭南的瘴疠之地，并且于“安史之乱”结束的那一年死在了那里。
大诗人李白这时也出狱了，等待他的是流放几千里之外荒蛮的夜郎，此时此刻，李白若想起当年写给王昌龄的那句诗——“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肯定会有深深的宿命之感。
此时，王维、杜甫、岑参三位著名诗人齐聚长安，一个偶然的机会三人共同演绎了一桩诗坛盛事，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早朝大明宫唱和”——中书舍人贾至（就是白居易《钱塘湖春行》中提到的“贾亭”的修建者）早朝时诗兴大发，写了一首《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此诗一出，引起了诗人们的极大兴趣，他们纷纷写诗唱和，虽然这些富丽堂皇的诗都是歌颂大明宫上朝之情景，在艺术上没有多少独到之处，却为后人呈现了乱世诗坛愁容之中难得的一点喜色。
这个时期，待人至诚、情深意重的杜甫一直在关心怀念着远方的故人李白，他白天忆李白，夜里梦李白，为不幸蒙难的老朋友写下了一首首动人的诗篇，也许是杜甫的真情感动了上天，李白的命运不久出现了转机。
公元759年，郭子仪、李光弼等九大节度使因无统一指挥兵溃相州（今河南安阳），同时关中地区大旱，唐肃宗为安定民心大赦天下，宣布“天下现禁囚徒，死罪从流，流罪以下一切放免”。正在流放途中的李白得到赦免后，立即乘船东归与家人团聚，起身时写下了《早发白帝城》的千古绝唱。
朝廷的日子不好过，叛军更是乱得厉害。就在这一年，安禄山的老搭档史思明杀死了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攻占洛阳后，他有样学样地当起了“大燕皇帝”。
大抵在同一个时间，朝廷的大赦让李白从东面离开了当时的巴蜀，而政府的无能却使杜甫不得不丢弃不能糊口的官职从北面进入没有受到叛军祸害的四川谋求一条生路。
此时此刻的杜甫是一个逃难之中的诗人，生活自然是凄苦的，更惨的是，他连个遮风避雨的房子也没有，只得投亲靠友，寄人篱下。直到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60年，苦命的杜甫才在四川成都有了自己的所谓的家，那是建在西郊浣花溪畔的几间简陋草房，每逢下雨，则“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处境之苦可想而知。可就是在这样的境遇下，我们的诗人杜甫写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眼前何时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伟大诗句。
令人欣慰的是，不久，杜甫的老友高适从军界转到政界来四川担任彭州刺史（后转蜀州刺史），给他的窘困生活带来一些转机。实事求是地说，虽然高适对在政治上无意中站错队的李白有些无情无义，落井下石，他对杜甫还是不错的，不仅寄诗问讯，还时常馈赠衣食。正是朋友间的友谊重新激起了高适那因为身居高位而即将罄尽的才华，写出了《人日寄杜二拾遗》这首非常打动人心的诗歌，杜甫读之竟至“泪洒行间，读终篇末”。
公元761年，在李光弼的打击下，史思明屡战屡败，更糟的是后院起了火，最终，他步了好哥们、老搭档安禄山的后尘，也被儿子杀死了，他的儿子名叫史朝义，这是安史叛军的最后一个“大佬”。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思明比安禄山幸运，因为他和大诗人王维死在同一年。虽然后世总是把李白和杜甫并列为唐诗两大巨星，但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和李白齐名的不是杜甫（杜甫是后来居上的），而是王维。王维生前担任的最后一个职位是尚书右丞，对于文人来说已经是一个不小的官职啦，这也是他被后人称为王右丞的原因。虽然是被迫的，但王维确实背叛过大唐王朝，然而却因为有一个好兄弟而保住了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得以悠哉游哉、安逸轻松地在“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的准隐士状态下度过了余生，而同为大诗人的李白之晚年却要惨淡清苦得多。
晚年的李白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虽然上次从军无意之中站错了队，犯了一个几乎致命的天大错误，但他自知没有辜负过大唐，所以又动了北上临淮从军报国的念头，无奈岁数不饶人，走到半路就因病返回了。之后，李白一直客居在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著名书法家）家中，不幸在第二年的一个月夜因病辞世。
一直思念着李白的杜甫这时正在西川节度使兼成都尹的严武身边任职。严武是杜甫好友严挺之的儿子，对他非常照顾，并且给皇帝上表举荐他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因此而被称为杜工部）。严武镇守西川的日子，是杜甫晚年最快乐的时光，“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恰好写出了他当时的心情。
严武奉代宗皇帝之命（这时，玄宗和肃宗已先后驾崩）入朝公干时，杜甫北上为他送行，二人直到百里之外的绵州（今四川绵阳），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意想不到的是，严武走了没有几天，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城内发动了叛乱，妄想自立为王。回不了家的杜甫只得流亡东川的梓州（今四川三台）去投靠与自己友善的汉中王。
不久，徐知道被暂代西川节度使的高适击溃，随即被自己的部将李忠厚杀死。徐知道叛乱的时间虽不长，成都却受了很大的骚扰，混乱的状况并不下于安史乱中的长安与洛阳。
公元763年初，在郭子仪和李光弼的联合进攻之下，屡遭败绩、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自缢而死，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正在梓州的杜甫又惊又喜，脱口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