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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副主席就是这样的代表性人物。
权力近在咫尺，这咫尺却成了天涯。他的存在更像是一个大办事员，而并非一个堂堂国家主席。掣肘的人，掣肘的制度太多了，他任何一次想自由发挥力量的努力都失败了。刘副主席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主席、总理、各省省委书记，都能够挥洒自如的行使着权力。而他和他周围的一群人，却总是碰壁。在共和国制度确立的今天，个人的资质已经远不如制度的威力，那么自己没有任何理由被这样干脆的排斥在权力之外。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态度。
这些人作为“大办事员”，不得不和司法体系打交道，在交道和冲突当中，这些人和司法体系反而越走越近。最终形成了一个他们自己原先都想象不到的集团。
这个集团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政治纲领的话，那就是“夺取权力”。无论是经济权力还是政治权力，夺取这一切权力，然后在司法的支持下，将这些权力固化，永久化。让他们成为共和国光辉时代的领导者，执掌着。成为共和国的伟大者。
从政治光谱上来看，他们无疑属于极端派。他们对现有秩序不满，期待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们的能力并不足以向国家提供真正伟大的支持，特别是在这个辉煌的时代。一般来说，只有国家最衰败的时代，极端主义者才会有机会。所以可以这样看，这些人的成功和国家的幸运程度成反比，他们的幸运就代表着国家的不幸。
在“资本所有权”大纷争的时代当中，共和国的一切矛盾都必须向这个矛盾让步。这些人也得以隐蔽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开始谋求自己的图谋。
沈茂和章瑜等人都属于温和派，正因为如此，他们倒是最先感受到这种政治上的危险。但是出于权力斗争核心的人们，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的胜利，他们的判断力或许就会出现问题，为了拉拢盟友，他们很可能就会让这些人钻了空子。三权分立是稳定的，但是三权分立之间的斗争也是最容易被钻漏洞的。
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必须经受住这样的考验，至少沈茂和章瑜是如此认为的。理想的斗争比世俗斗争更可怕的一点在于，真正的理想提供了绝对的“正义感和责任感的满足”。为了正义，一切手段在权力者眼中都变成了正义，一旦斗争变成了这样的结局，“正义的斗争”就会毁了共和国。
共和国的路线斗争并没有因为当年的妥协而熄灭，相反，被压制的斗争，因为共和国国立的高速发展变得更加激烈起来。在一无所有的年代，大家还可以更多地考虑精神，革命意味着死亡和奉献。现在的斗争直接和经济连接在一起，胜利者能够获得的甘美果实百倍于第一次斗争的时代。
这样的局面，让温和派们忧心忡忡。他们多数身居省级高位，在国家运行的第一线。这些人虽然有过联合起来施压的想法，但是土星共同体有制度的。如果下面的省级干部们串联起来，就是在挑战制度。不仅仅是权力中心的人们要接受考验，温和派们同样要接受考验。如果坚持制度，那么他们的力量过于微小，假如中央掀起了政治风暴，他们会首当其冲，成为牺牲品。如果他们自己本着自己的“正义”，先乱来起来，结果就是在中央风暴还没有真正掀起风暴之前，就会被省级干部们先卷起的风暴引入一场可能本来可以避免的政治大乱斗。
在1951年，温和派们从没有如此渴望过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无论如何，一次全国性会议，总是能够有正规的渠道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
不过陕西众当中的温和派们也并不乐观，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的前车之鉴他们很清楚。全国性会的会议很可能会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大乱斗。或者那些心怀鬼胎的人，现在正在期待着机会。
中央那些人都在干什么？这是温和派们一致的疑问。
各省联动的话，这就是另立中央的举动，在体制内是绝对不允许的。但是各省进行自己的全面会议，就是各省职权范围内的正当行动。省委书记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职位。首先他是隶属党中央的省级党组织，本来不该直接参与行政或者经济运营。省委书记作为省人大的直接领导者，对预算制定有着拍板定案的权力。现在的省长、关键部门的干部，无一例外都是党员。这也意味着省委常委就是太上省政府，虽然这个权限在法律上不太站得住脚，但是司法系统还没有胆量联合行政机构对此提出挑战。
现在的省委书记们之所以能够维持这样不够名正言顺的体制，最大原因在于个人的卓绝能力。缺了这些人，下面的工作经常是玩不转的。到了省委级别，工作就真的是“人事安排”问题。省委领导绝对不可能事必躬亲，他们的精力主要放在制度完善和人事安排上。
对于后发国家，中国的基本制度远没有完善。制度条文的完善和适宜运营的完善根本不是一码事。本来该来自民间的推动力，现在必须由上层强行来推动和管理。
中央的情况就和地方不同，各省的工作都完成得相当不错，中央实际上就该成为制度的维护者，按照制度提供讨论平台和协调措施。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在于权力分配上。中国是如此广大的国家，普通的一个省，就和欧洲中等国家的规模相差无几，省权必然会重一些。但是省权的扩大，直接结果就是中央面临着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窘境。
在行政管理和划分当中，甚至有一种新的激进观点，共和国行政区划分为120个左右的直辖市，就如同上海、天津一样，这样可以达成地方一级政府和中央的平衡。
陕西省省长章瑜就很赞同这样的方案。
在陕西，根据地区的不同，整个陕西省划分为四大区域。黄土高原区，汉中区，关中区，以及和山西接壤的河西区。这四个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制定出完全不同的地方政策。章瑜管理陕西省也轻松不少。
从郑州回来之后，章瑜连续召开了几次省委扩大会议。对陕西内部权力体制进行了讨论。不开会不知道，一开会吓一跳。在这次会议上，各方居然都是怨声载道。抱怨过程当中，说什么的都有，其他部门扯皮啦，人民群众不配合啦，诸如此类的小矛盾枚不胜举。不过开了几次会之后，章瑜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所有问题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三个字“工资低”。
共和国现在采取了公务员制度，公务员统统都要通过考试。历史上曾经有的接班制，推荐制，分配制，现在一律取消。只有通过公务员考试才能够成为公务员体系内的一员。公务员最低工资是130块。最高工资960块。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是95块。在现今的情况下，公务员们的花销比工人要高不少。共和国公务员工作相当繁忙，收入不高，工作繁忙，集体向心力肯定有问题。年初公务员提了一次工资，现在看，这次工资涨幅并没有达到大家期待的标准。
章瑜和省委常委的同志们讨论了此事，然后在新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如果再涨一次工资，公务员队伍希望的工资水平。这个消息彻底震动了整个陕西党政机关。
共和国接受了后世的一些教训，在招纳公务员方面非常严格，人数也控制得非常紧。而历史上的“合同工”，更是严打的对象。谁敢扩招编制外人员，那就等着丢饭碗吧。这样的制度下，公务员队伍的压力可想而知。听到了省委提出的涨工资提议，下面的人先是不敢相信，接下来是没人敢吭声，再接下来就是群情激奋了。
原先开会的时候，公务员总是希望赶紧结束，好回家去。在讨论工资水平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一个愿意早点结束。会议开得非常民主。这是上头的发问，积极发言不会造成“对党的工资体系不满”的问题。讨论之后的结果是，公务员的基本工资200元，岗位和技能工资另算，公务员系统坚决要求把一部分工作外包，而不是由公务员系统自己完成。
章瑜领导着省委常委对这些提案进行了归纳总结，然后拿出了另外一份《暂行公务员考核标准》，要求公务员系统进行商讨。标准十分严厉，避嫌制，亲属不得在同一部门工作，以及更加严厉的公务员考核以及培训标准。
说白了，这就是公务员队伍的精英化。精英可以拿精英的工资，但是精英也得承担精英的工作。最可怕的是，在这份标准当中，低级公务员将会受到公民的投诉影响。一旦被投诉，就会极大地影响升迁。
陕西省的党政机关的注意力全部被新的公务员调整所吸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