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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则以陆航被全部歼灭为由，指责陆军航空兵连女人都打不过。双方的高层为此差点全武行。
但是，这些争吵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共和国不仅仅是夺回了整个东北，还夺取了日本在东北建设的工业区。根据日本特工的情报，这些工业区基本都没有受到损失，中国已经重新开工生产。苏联人在确信不会受到日本的进攻之后，对日本的态度更加冷淡起来。而日本此时又失去了中国市场，经济上的困顿，十分严重。
现在法国沦陷，英国自顾不暇，日本政府想从英国贷款的计划遭到了拒绝。向美国贷款，美国表示可以同意，但是日本需要裁减海军，至少规模必须降到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规模之下。而且日本也要向美国开放日本市场。
日本这些年主要商品贸易市场就是三个，美国、东南亚、中国。现在中国市场已经完蛋了，处于战争状态的中日两国，自然是互相中断了贸易。日本手里没有硬通货，自然是无法进口他们为了维持经济运营的很多原材料。英国在战争时期，自然不肯让日本白白占了便宜，更何况为了战争，英国也要从殖民地挤出最后一个铜板。中国倒是从东南亚进口橡胶等产品。而且是用步枪来交易。英国对中国生产的步枪质量相当满意，于是本该卖给日本的橡胶，就流入了中国。
“英米鬼畜靠不住！”这成了日本上下的一致观点。
此时，中国向日本宣布，想用日本在华侨民交换中国在日本的侨民。日本方面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派代表团前来中国和中国谈判。这次顾璐上将，哦，应该说顾璐大将兵没有作为谈判代表。不过，日本代表团到达中国的时候，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转交了一封给顾璐的信。发信人是加藤和美。
顾璐看着这个名字，良久不语。最后还是打开了信。信里面，加藤和美哀求顾璐，释放她的弟弟加藤正二。看到这个名字，顾璐不得不苦笑了。解放东北后没多久，有一天，参谋带来了一个消息，一名叫做加藤正二的日本军官希望能够见顾璐一面。当时战俘营的管理员自然不可能同意这样无理的要求。但是加藤正二说，只要告诉顾璐加藤美和的名字，顾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管理员依旧对他置之不理，于是加藤正二就开始陈述顾璐当年在日本留学的事情。
军部参谋下去巡视战俘营的时候，加藤正二看出了军部参谋的身份，于是对着参谋喊了一番。参谋是略知顾璐的历史的，他觉得还是把这件事给顾璐单独通告一下为好。顾璐听完，只是命令参谋把加藤正二转到了高级军官的战俘营。从那之后，加藤正二也知趣的不再说什么。
想了想，顾璐最后还是提笔写了一封回信，信里面告诉加藤和美，这种事情违反了解放军的制度，顾璐是没有理由因为私人原因而释放战俘的。所以，此事他无能为力。然后顾璐命令参谋把来信交给日本代表。中日谈判进行得还算顺利，最后双方代表达成了互相交换对方侨民的协议。而且私下对结束战争状态进行了讨论。
最后，双方约定1940年7月继续下一轮谈判。
1940年7月，双方的第二轮谈判达成了结束双方战争状态的协议。中日战争结束。
1940年8月，双方恢复了贸易。而此时，中英贸易和中美贸易，贸易额大减。美日谈判当中，美国坚决要求日本的舰队规模限定在美国太平舰队2/3的水平。在这样的前提下，美国可以向日本提供8000万美元的贷款。日本海军部谈判代表山本五十二海军上将回到东京之后，认为日美之间的矛盾已经无可调合。
美国谈判代表表示，美国对土星共同体中国并没有产生什么恐惧，中国无力威胁美国的安全。难道中国人准备吸着鸦片，乘坐舢板渡过太平洋么？日本妄图以反共产为借口，维持自己在太平当中最大舰队的想法，美国可以理解，但是不能接受。
日本皇国必须靠自己的力量来打出一片天地。中国是一个威胁没错，但是如果能够把整个东南亚纳入日本的手中，哪怕只要几年，日本也足以恢复元气。不，日本那时候会更加强大。没有海军的中国，在十年内都无法在海上挑战日本，日本则可以用海军封锁中国沿海。
唯一的问题就是美国。
而日本谈判代表团则在苏联和德国活动。苏联和德国签署了苏德友好条约，如果在现在，能够加入轴心国，那么日本就可以避免苏联的攻击。中日已经结束了战争状态，日本不用太担心中国。加入轴心国的利益就是直接可以获得东南亚的控制权。德意轴心国也需要日本海军来打击英国海军。德意承诺，可以把英国、法国、荷兰的亚洲殖民地全部交给日本。他们只要求日本打击英国舰队就行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海军部也认清了形势，虽然他们自称理性派，但是在面临要么经济崩溃，要么削减舰队的时候，理性派也会“理性的选择战争”。
1940年9月，日本加入轴心国。正式结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
得知这个消息的陕西众，都舒了一口气。日本加入轴心国，而轴心国必然要和美国开战，那时候，日本想不打太平洋战斗不行。
虽然改变了历史，但是中国的能量太弱，对历史的影响还是有限。历史的大势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改变。
1940年11月，日本以协同防卫的理由，入侵了安南。英美大惊，强烈要求日本从安南撤军并停止扩张，并以限制废钢铁和石油出口对日本进行要挟，迫使日本就范。
1941年1月，《党员干部婚丧嫁娶暂时条令》的推出，在全国范围内引发的反响之大，连日本民间都有所听闻。
中央强调了纪律，特别是在刚建国时代，苦难的日子到了尽头之后，大家终于算是松了口气。中国人对于面子的重视，传统思想里面对于官本位的重视，实在是根深蒂固。在革命时代，土星共同体党员干部绝大多数都能够坚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建国初期，干部们身价倍增，在渴望打秋风的亲朋故旧，乡亲父老的一句“当官当成你这么穷？”面前，可以说大多数人党员干部心里面都不会是一种自豪的欣喜。
主席那篇关于“糖衣炮弹”的精妙论述，或许引发了很多人会心的微笑，却往往不过是一个微笑而以。
《行贿收买50法》的小资料，在党内成为必读读物，里面详细介绍了诸多行贿法，而且要求党员干部时刻提高注意，杜绝收受贿赂的情况。婚丧嫁娶从来都是敛财的好时机，为了杜绝这方面的问题，中央要求党员干部遵从新的条例，树立新的风气。引导人民摆脱旧时代的旧风俗。
如果说这个的影响范围还小，毕竟婚丧嫁娶是大事，一辈子也就那么几次。而更大的冲击就是，党员干部及其亲属财产公开制度，以及年度财产申报审核制度。 1940年的报告一经推出，就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种在传统文化当中，坚决不能够公开的“私人家底”，可以说极大的挑战了国人的认识和想象力。除了欧洲因为战争，无暇他顾之外，世界其他主权国家的报纸，多数都在相对重要的版块报道了此事。
《中国土星共同体——以个并非穷人的政党》，这样的标题出现在美联社的报纸上。新的土星共同体，至少在财产公开制度之后，从数据上看，不太像是穷人的政党。
首先，无论是早年的西北局，还是南方局，高层当中出身穷人的并非多数。而和中国穷苦人口占绝大多数的现状相比，高层就算是不太有钱，也因为陕西的工业化之后，财政收入颇丰，加上很多生活用品是配给制，大多数的官员其实并不缺钱。加上战争年代，推行“艰苦朴素”的作风，就算是有钱，也不敢乱花。更何况，花钱的地方十分有限。相对丰厚的工资，以及花钱少。结果就是土星共同体中高层级别的干部，财产最少是普通百姓的十倍以上。
上千干部，家产都超过了三十万大洋，也就是300万人民币。他们一个人的家产就顶得上3万普通家庭的家产总和。沈茂这种家产50万人民币的“富人”，在党内数以万计。
中央虽然知道这么做的影响会非常大，甚至谈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