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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众不麻烦了，其他党员就麻烦了，在当时的中国，精通工业化的家伙屈指可数，其他同志想和陕西众在工业建设方面进行交流困难重重。这不仅仅是知识的欠缺，双方对工业的直观认识之间的差距足有几世纪那么久。这导致了陕西工业部门和科教部门全部把持在陕西众手中。他们出色的工作，赢得了所有陕西同志和群众们的认可。
但是政治方面的工作，尽管陕西众拥有全部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可这种政治局会议，还是有其他陕西同志参与。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陕西众拥有的不仅仅是出色的工业和科教能力，在理论方面，在组织构建方面，在实际政府运营方面，陕西众也全面成为各个部门的领导兼导师，其他同志现在仅仅能努力学习，去理解陕西众的想法。他们自己已经没有主导陕西任何运动的能力。他们甚至发现，连自称“资本主义最坚定信徒”的杨柳的每次发言，都能让他们觉得很有道理。
陕西众当中每个理论派人物的发言，都会让陕西的同志觉得十分有道理，哪怕是这些发言的内容是针锋相对的。
对待中央也是如此，陕西众猛烈抨击共产国际派“狐假虎威”。陕西的同志觉就得很对。苏联或许很伟大，不过苏联可没给陕西一丁点好处，所有的成绩都是陕西人民自己劳动的结果。所以陕西众为首的西北局对中央的命令从来没有服从过，陕西党员并不觉得这不符合党性。在陕西，陕西党委的命令从来都是严格执行到底。土星共同体的党性在陕西内部是绝对贯彻的。
中央苏区搞过肃反，陕西众猛烈抨击。陕西同志也觉得捕风捉影的杀人实在是不可思议，陕西不是没有整顿陕西党务和政务，触犯法律的党员与官员统统要接受审判，还是允许旁听的审判。公审后最后被处决的也为数不少。但是这种杀人原因明确，犯罪分子罪行确凿，还有律师为他们辩护，尽可能从法律角度维护他们的利益，最后被杀头，那都是这些人咎由自取。
就是犯了纪律，犯了错误，接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同志，也都是为了维护党纪政纪，让党和政府能够良好运行而必需采取的措施。被惩处的同志自然不会高兴，不过也没什么怨言，做错了事情就要承当，这种觉悟他们还是有的。不高兴是一回事，在人事部高部门出色的工作下，这些同志心生怨恨还不至于。
在政治上的分歧，大家则通过党组织生活中的讨论来解决。争论从来都是有的，口角也时常发生，但是这都是为了革命事业。在陕西从没听说过因为发表自己主张而被处死的事情。杨柳这种公开宣称自己是“资本主义坚定信徒”的人都可以宣传自己的观点，并且依旧稳坐中央银行行长宝座，就更别提别的个人政治观点了。按照中央的那种肃反原则，陕西党支部里面的党员最少得有一半以上被枪毙。
政治局现在等同于人大，陕西国大相当于后世的政协。政治局一共有200名额，陕西众占据了140席，陕西土星共同体员占据了40席，其他政党和无党派人士占据了其他20席。
关于中央到达陕西后如何处理双方关系的讨论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激烈，先由政治局秘书长王启年通告了具体情况。沈茂接着就提案，中央到达陕西后，重新选举中央。这个提案很快得到八成以上成员的赞同。陕西方面，提案得到2/3以上成员同意，就算是通过。接着肖白狼要求惩处参与肃反工作的党中央成员的提案仅仅有 25％的代表投了赞同票，70％的代表表示反对，5％投了弃权票。
对于是否服从共产国际领导的投票就比较困难，一半人表示同意，另一半反对。马前卒提案，是否服从共产国际对中国土星共同体领导人指定，这个议案与会者全部都投了反对票。
几大原则定下之后，剩下的具体工作就交由各专业部门制定议案。明天在正式会议上进行商讨和投票表决。大家都很忙，散会以后个人急急忙忙的赶回自己的单位继续手头工作，地方上的同志不得私自离开，所以大家散会后由自发的召开了地方工作总结讨论会议。
地方的同志这大半年来积累了很多经验，也有不少问题，这个会议就开的十分热闹，气氛也轻松得多。
黄土高原的同志们主要讨论新的耕种模式，汉中同志则讨论当地土改，甘肃宁夏的同志则讨论如何处理当地民众关系问题。
甘肃省委书记王山发表了一个关于《民族矛盾》的发言，王山认为，如果没有抓住主要矛盾，而把次要矛盾放在主要地位，肯定会引发各种问题。例如在甘肃和宁夏，民族矛盾其实并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陕西推行的社会模式和当地传统社会模式之间的冲突，所谓“民族矛盾”仅仅是表象。经济矛盾才是关键问题。
甘肃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和畜牧业生产都很落后，贫瘠的生活导致当地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势力通过垄断社会关系，特别是垄断当地内部救济体系，达到控制当地经济的目的。这种宗教模式的经济控制，就是今后政府要重点解决的地方。社会主义制度下，允许宗教的存在，但是绝不允许宗教政治组织的存在。完善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的政府组织，完善当地基层组织，是当务之急。
这个纲领性发言结束之后，当地县长建议加快对当地进行汉族移民。由于当时百姓对农业兴趣不大，各种辛苦的农业劳动效率很低，汉族移民则不存在这个这问题。虽然陕西西路军给与西北五马沉重打击，但是他们毕竟在当地经营几十年，即使在陕西已经控制的地区，当地干部也经常遭到暗杀，而当地百姓配合程度相当低，绝大多数百姓对新政权抱有观望甚至敌视的态度，这对工作开展十分不利。
当地干部试探着询问，是不是该对当穆斯林上层采取灭绝政策。伊斯兰讨厌的地方是，作为一个政教合一的体系，它本身就有自己的全套管理模式，掌握了这个体系知识的上层，决不肯将政权乖乖交给新政府。对他们进行灭绝，绝对是有必要的。消灭掉旧上层，对下一代进行汉文化教育，彻底解体穆斯林政体，弱化穆斯林文化。至于宗教，在失去了政权和文化传统后，穆斯林作为一个宗教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了。
这个提议得到不少县长的认同，但是采取这样的政策就需要更多军队。自从1933年陕西红军整编以来，原先的7个旅变成了6个步兵师和一个教导师，大批军官和士官进入军校学习。现在6个步兵师党中，1933年入伍的士兵比例高达六成。除去现有的正规军之外，陕西红军正在筹备组建13个新的旅，包括7个步兵旅和6个骑兵旅。这就需要陕西各县的工程兵能够最大限度的支援人力了。
陕西各县县长原则上表示了反对，各地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工程兵组建走上正轨没多久，现在就开始征兵，影响太坏。话题说到这里，大家突然觉得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肯定可以提供大量非常合格的兵源，不少人对中央红军又开始期待起来。
沈茂和顾璐自从武装斗争年代开始就是一起从军的老战友，1933年沈茂退役前担任第四旅旅长，顾璐担任第六旅旅长。晚饭后，顾璐请沈茂喝茶，把水壶放到火炉上，顾璐突然问沈茂：“愿意不愿意带两个新兵旅南下接应红军北上。”
“开什么玩笑，我这边还没有夏收呢。怎么也让我把这两年的时间给忙完。”沈茂笑着说道。刚说完，就觉得不太对头。他盯着顾璐阴沉的脸问道：“你准备让我防备红四方面军？”
“怎么叫防备，我是让你接应。”顾璐开始往玻璃杯里面放茶叶。
沈茂眯起眼睛看着顾璐，突然很怀疑这小子是不是准备把自己往火坑里面推。红四方面军1933年到了川东后，就在陕西的物资支援下迅速壮大，1934年红四方面军曾经试图进攻重庆。吓得四川军阀们停止内战，共同对付红四方面军。如果强硬的收视张国焘，很难说会发生什么结果。
“国防部是这样考虑的，你担任汉中军分区司令。汉中原来是第七师的驻地，第七师八月份已经移驻甘肃。我们想在汉中新建一个步兵学校，并且在汉中放两个新兵旅。你也知道，其他高级指挥官都去了西边，现在只能找你来担任这个工作。”顾璐很认真地看着沈茂，低声说道：“我们的意思是，你瞅个机会把张国焘抓起来。用曾经野蛮肃反，杀害革命同志为理由，把他给搞下去。”
沈茂靠在椅子上思忖一阵，这才说道：“那就没必要让我当军分区司令。我来做汉中地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