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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转过身，举着望远镜，回望杨行、罗店、月浦三地的要塞群，一片冷色调的钢筋混凝土森林，还有一门门203mm口径的要塞炮，扬着狰狞的黑漆漆的炮口，带给人非同一般的压迫感。
想着这一切均是自己一手打造，安毅心中不由升起一丝豪迈之情。
杨杰这时正在远眺浦东的要塞群，感慨地说：“每次到上海来，我都要看看这些要塞，它们是我们与日本较量的本钱，正是有了这些要塞的存在，长江沿岸的城市才固若金汤，长江中下游平原膏腴之地才得以保存。回想一下，若非小毅斥巨资打造这些要塞，恐怕现在南京还随时处于一片惊惶之中，哪里来的现在的宁静？”
“耿光过誉了！”
安毅谦虚地说：“这是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的，我只不过是尽了我的本分罢了。对了，耿光兄，这几日我们深入城市乡村考察，有什么收获？”
“没想到，农村竟然困顿到这个地步了！”
杨杰只觉心中一阵烦闷，放下望远镜，转头看向安毅：“今年粮食明明是大丰收，为什么农民依然朝不保夕呢？咱们到过的村子，十户人家倒有六七户生活艰难，地主豪绅却似乎全然不受丝毫影响，于理不合啊！”
安毅叹息一声：“这个江南集团倒是专门研究过，中央政府在市场上大批购进稻米，以供应军队需求，同时由于政府滥发货币，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大批的囤积和投机由此而产生，城市居民、政府公务人员、教师和工人，购进大量稻米，以防备粮食短缺和更高的价格，而同时，地主和商人积贮稻谷，不投入市场，以期待日益上涨的价格。由粮食短缺刺激起来的进一步的短缺，就这样伤害了民众的士气，并开始使政府难以获取必需品。
“大地主从日益上涨的价格中，获得了暴利，但大多数农民，无论是小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未得分享这种上涨的好处，因为他们很少有稻米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他们除了缴纳地租和苛捐杂税外，留下自用的粮食只能坚持半年多时间，其余时候得靠野菜和杂粮为食。在我们这几天走访的富饶的长三角平原，能够有一些剩余物拿到市场上出售的农户不足百分之二十，平日农民会出卖一些杂粮——红薯、土豆、玉米等等，但出卖这些东西，对他们的困境并无多大改善。
“在这方面还应值得认真注意的事实是，那些拥有可销售的剩余稻米的农民，也很少从上涨的价格中获利，因为他们通常必须在收获后不久便出售，而那个时候稻米的价格是相当低廉的。在我们经过的丹阳、太仓等地，那里的农民们在收获后的两个月内，就会卖掉他们百分之九十的准备上市的稻米。与之相比，大地主拥有保证他们的家庭生活几个月的充足财物家底，他们囤积稻米，不进入市场，直到市面上日益减少的库存促使价格上升时才出手。”
杨杰恍然：“难怪，我说怎么农民丰收后全然不见喜悦，原来根子在这里。”
“不仅仅是投机和通货膨胀导致民生艰难，国家税赋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平摊到了农民身上，地主的剥削也日益严重。”
陪同安毅出访的总务处少将处长兼南京情报站主任陈瑜说道：“根据我们第四厅的调查，农民承受的负担很重，今年下半年，地主以粮价上涨和税收增长为借口，与佃户重新谈判土地契约。一方面，他们增加了地租的绝对量，另一方面，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征收货币租的地主，现在也开始坚持要以粮食来支付地租，因为相较而言，粮食比起正在贬值的货币，更有价值和更为安全。佃户们普遍抱怨地主要求他们支付正日益上涨的部分土地税，或是增加租佃押金，当佃户们反对增长地租、押金和税金时，地主们便以那些愿意支付更高勒索的农民取代他们，导致农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作为这些各式各样的经济趋势的结果，地主和佃户间的冲突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些佃户被从他们承租的土地上驱赶出去，那些仍然留下来的同意付高租的人感到了他们经济地位的衰弱——中等农户常常降到贫农地位，贫农降到雇佣劳动者的地位。田赋、减产、不利的价格关系和地租的增加，明显地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经济地位。但是，政府的种种税捐——有税金、捐款、征借、征购、征兵以及劳役等形式，却把沉重的负担加到农民身上，这深深地影响了农民对于中央政府的态度。
“此外，被转嫁到农民身上的摊派多得吓人，有什么‘捐献新兵草鞋’税、‘军属慰问’税、‘防空干部训练’税、‘卫戍部队油料’税等等。还有为救国债券、电线杆、修路、教员米粮津贴、学校设备、保长会议食物及油料、保长行政补贴，军属丧葬费用所征的税捐，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来。在这些税捐中，有一些数额相当大，有的比较小。约有四分之一的税捐由中央和省政府制定，略少于四分之一的税捐由地方士绅和宗教组织设立，一半以上则由乡村和保甲头目创立。”
杨杰担忧地说：“这个我知道一些，所有税捐之中，据说为军队筹措资金和供应品的征收是最重的负担。此前我们在常熟县考察，听到县长抱怨：军队将领常常命令县政府提供经费，而不考虑这些钱是怎么来的。还有，驻军常常需要猪、鸡、木柴、饲料、工具、建筑物资等等，解决的唯一办法便是下达新的摊派。军方有时对征用的食物进行付款，但是只付出相当于市场价格的一小部分……哎，现在的国民政府，正在以一个前所未有的速度坠落啊！”
安毅摇了摇头：“战争才进行到第二年，若是中央能够及时察觉这些问题，像江西那样加以改革，不难化解日益凸显的矛盾。但看看，现在就连委员长的公子从事改革，也遭到巨大的非议，更别说别人了！我敢说，若是不尽快扭转目前的局面，对农村进行变革，要不了多久，情况还会继续恶化，随着农村中积蓄的矛盾越来越大，必将把农民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到时候悔之晚矣。”
“这也是我想离开的重要原因，党国的未来，看不到希望！”
杨杰满是惆怅：“委员长虽然知道党国的种种弊端，但对于如何挽救，办法却不多。就以党务为例吧，在以往历史上，从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至中国国民党，先总理曾多次更改党名，改组党务，平均六年即进行一次大的改组。如今，党国早已病若沉疴，非挹注猛药难为功，但委员长最终所选择的路线，不是对衰老败废的党组织进行大刀阔斧的彻底改造，而是在旧的党的机构之外，另起炉灶，重组一个新的具有政党形态的组织——三民主义青年团。
“在我看来，这实际上又重蹈了以前组织力行社的覆辙，唯一不同的是，力行社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而三青团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战前‘党方’与‘社方’之间相对隐蔽的恶性暗争，要不了多久，就会被‘党方’与‘团方’之间的公开较量继承和延续下来，后患无穷啊！”
安毅没想到杨杰会一下子扯到党务上，想了想道：“三青团正式成立虽然是七月初的事情，但实际的酝酿筹备始于西安事变之后。校长当时认为党国沉疴太深，积重难返，无法彻底改造。
“为此我和校长曾专门讨论过，校长说国民党对全国民众已失去吸引力，特别是年青一代瞧不起，在这种情况下，校长设想成立一个主要以青年为对象的新的组织，期待通过这个组织将那些对党国反感的年青一代重新吸引过来，并赋予这个新组织以革新党国积弊的重责。
“我说个真实的事情吧，在三青团筹组过程中，当讨论到新组织的名称时，陈立夫向校长建议在‘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称之前冠上‘中国国民党’五字，校长当即斥责说有你这五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还是用三民主义来号召好，用我的名义来号召好。”
杨杰若有所思：“我曾听过委员长的一次讲话，他说：本来中国的革命，有中国国民党来领导，只要中国国民党能复兴，就不必另设青年团；即令有组织青年团的必要，亦可以附设于国民党以内。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要从新创立这一个三民主义青年团呢？就是因为我们国民党这几年来消沉散漫，成为积重难返的局面，不论精神纪律，都是异常衰颓，可以说党部都已变成了衙门，而党员已变成了官僚，无论如何设法改造，都不能彻底改造过来！在本党没有彻底改革以前，如果吸收青年进去，那只有害了青年，而无补于革命，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