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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毅已经侦知红军西进会理，并判断出红军此去是要攻打拥有富裕盐矿、铁矿、镍铜矿资源的盐边县和西昌地区，非常痛快地答应刘文辉的请求，心想我倒要看看你刘文辉和卢汉等人会怎么处理，还有那个率领一个保安师驻扎滇北新兴矿区的胡若愚，看看你们在饿得眼珠发绿的红军攻击下。能否守得住自己那点儿粮食和大洋。
五月十日，蒋介石深知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带来的巨大麻烦，再也没时间考虑是否还要继续布局谋夺云南了，便从贵阳直飞昆明，在机场受到滇军和云南各界的盛大欢迎。
当得知朱培德已经命令剿匪前敌总指挥卢汉率领四个师尾随红军主力追击，詹焕琪、胡若愚的保安部队在滇西北丽江、大理严密围堵之后，蒋介石放心不少，随后便在朱培德和李鸿祥等云南军政要员的陪伴下，开始了两天的民生考察，对昆明及周边地区工商业的快速发展赞不绝口。
十二日，兴致盎然的蒋介石向云南各界和全国主要报纸新闻记者发表了“复兴民族之责”的重要讲话。继贵阳讲话之后。蒋介石再一次论述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和途径，盛赞云南人民数年来在朱培德、李鸿祥等一大批党国功臣领导下创造的杰出成绩。
蒋介石的公开演讲，经电台和报纸隆重报道，再次引发全国各界对中央政府如今极其尖锐的派别矛盾产生联想，主管军事的蒋介石第二次郑重地介入国民经济的发展事务，无疑成为了蒋介石集团向汪精卫集团展开政权争夺的强劲信号。
同日，财政部长孔祥熙高调发表了两年财政报告和全面复兴国民经济发展纲要，盛赞蒋介石的丰功伟绩，提出了一整套完全有别于汪精卫集团夸夸其谈的具体措施，而且在报告最后大力呼应蒋介石在贵阳提出的“取消各地所有苛捐杂税，一切均严格按照中央财税政策实行”的提案，顿时获得了全国民众的普遍好感与支持。
地位受到严重威胁的汪精卫也不是那么好说话的，在无法阻止中央政治会议通过本年度九亿五千多万财政预算之后，汪精卫愤然离开南京赶赴上海，以协商发展民生的名义前往莫干山，密会“再次染病”、从北平回来疗养的内政部长兼华北特派员黄郛。
蒋介石在昆明转了几圈，发现朱培德把云南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之后，带着复杂的心情离开昆明，飞抵重庆，接待来访的美国经济考察团。
经宋子文要求，蒋介石急令安毅赶赴重庆，共商国策，并做好陪同美国经济考察团考察川南工农业基地的事务。
安毅非常清楚蒋介石此举意味着什么，不但会以此作为增强中美关系的难得契机，而且将会涉及到全国金融改革和统一货币等问题。
从目前的全国经济形势来看，蒋介石和宋子文唯一头疼的就是西南数省自成一体、辐射全国的金融体系了，没有安毅的配合，宋子文的改革将会步履艰难，一推再推，而宋子文的金融改革方案中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货币政策，又让安毅深恐蒙受美国人的暗算。
虽然说法币与美元挂钩，能给侵略掠夺成性的日本当头痛击，致使日本政府和民间各界在华财富大幅度贬值缩水，但是从长远利益来看，中国财政必然会受到美国的强有力控制。
陷于两难之中的安毅，一时间也无法做出决断。
但是重庆是必须要去的，不但安毅集团与美国各大财团之间存在密切的贸易往来。美国西海岸华人财团也非常需要与美国本土各大财团友好合作才能顺利发展和生存，这个面子安毅不能不给。
再一个，值此关键时期，能够和蒋介石走在一起，本身就是向外界展示政治姿态的一种手段，能够让中外各界清晰地看到中国军队的团结，看到蒋介石所拥有的强大军事和经济支持，这一点，安毅还是非常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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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一〇九一章 某种坚持
第一〇九一章 某种坚持
安毅风尘仆仆赶到重庆。已经是华灯初上，通过请示蒋介石，他把与美国朋友的见面时间定到了第二天早上。
这段时间，全国发生的许多事情令安毅无法释怀，为此他干脆抓住机会，与蒋介石展开通宵详谈。大体上来说，蒋介石还是主张对日本隐忍退让的，用东北、华北等地的利益，来换取全国稳定发展的时间，待彻底消灭共产党红军后，再想办法应付日本人的挑衅。为此蒋介石严厉告诫安毅，不管日本人在平津地区如何无理取闹，也要严厉约束第十七军，不得涉入平津争端，一切都交由何应钦、宋哲元他们去处理，十七军只需守好冀中、冀南，把日本及汉奸势力挡在防区之外就行了。
为此安毅据理力争，称一味的让步只会助涨日本人的嚣张气焰，坚强投降派的信心，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反而问起了十七军组织大学生进行军训的具体情况。让安毅徒叹奈何，但他还是仔细地将军训以来取得的巨大反响向蒋介石做了详细汇报。
此次华北高校青年学生军训计划，获得了中央军委训练总监部和参谋本部的大力支持，得到爱国团体和广大民众的衷心拥护，如今第二批来自平津地区十所大学的八千受训学员又已开赴保定，投入到紧张的军事基础训练中去。日本政府和军队对此非常紧张，认为第十七军此举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和潜在威胁，远远要超出第十七军投入三个主力师举行的对抗演习，不但加强了中国民众抗日反日信心，更为重要的是，数以万计的青年学子通过近一个月的艰苦训练，获得了基础军事知识和技能。
通过隐藏在学生中的汉奸特务，日本特务机关惊讶地了解到，第十七军的军事训练水平，远远地超过中国任何一支军队，在许多地方甚至要比日军更为科学、更为严谨。在第十七军强大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高效的军事教育之下，无数弱不禁风的青年就此学会了扛枪，学会了服从，在第十七军官兵天天高喊的“驱除外辱，保家卫国”口号中，在每日清晨出操和晚饭集合前，无论是军营还是野外营地，都会震天响起《精忠报国》的歌声，青年学生的思想和行为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一些原本性格怯懦逆来顺受的学生，突然变得自信大胆起来，树立起了崇高的理想。而那些原本就慷慨激昂、以拯救国家民族为己任的学生，则学会了冷静与思考，尤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许多羞涩腼腆、如温室花朵般脆弱的娇弱女生，竟然也能背起药箱，跟着训练的官兵一起跑步，在军医和护士的指导下，紧急处理训练中各种突发事件，包扎血淋淋的伤口，用纤弱的肩膀，抬起一个个受伤的战友……这一切在短暂时间中发生的巨大改变，令日本人深为震惊，担忧日甚一日，用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的话说，便是“一个有知识的士兵对大日本帝国带来的潜在威胁，足以超过十个没有知识的士兵”。
恰在此时，数年来为日本侵华势力摇旗呐喊的华北著名文人汉奸，天津《振报》主编白逾焕和《国权报》主编胡恩溥，先后在日租界被人暗杀，日本驻华军政两界抓住机会，对华北各级政府和南京中央政府发出强烈抗议和威胁。日本外交人员一批又一批涌到北平何应钦、南京汪精卫的办公室强烈交涉，日本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部见十七军演习完毕退回驻地后便无动静，再次壮起胆子，对华北各部驻军大肆叫嚣，威逼恐吓无所不用其极，直指暗杀事件为国民党中央政府所为，是华北军政当局暗中纵容的结果，扬言随时将展开十倍的报复。
早已被日本人的蛮横无理吓破胆的何应钦，连忙陪着日方的交涉人员，游走于天津、青岛各地，严厉告诫各级地方官员，不能再出现任何“有损中日邦交”的事情，不能再有任何的抗日反日游行和结社活动。
被十七军刚刚鼓起一点儿勇气的宋哲元、于学忠等将领，再次见识到日本人的飞扬跋扈，犹如一下子被抽去了骨头，频繁宴请日军高级将佐，解释说华北地方驻军绝对不可能参与这样的恶劣事情，先把自己的关系撇清了再说，着实可怨可叹。南京的汪精卫更是丑态百出，对日本的外交官员百般逢迎，甚至以中国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亲至刚刚升级的日本驻华大使馆赔礼道歉，并承诺将严查事件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以维护中日亲善友好关系。
蒋介石为此特意致电询问戴笠，暗杀事件是否为军统所为？
仍然留在北平的戴笠在密报中非常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