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当然，陈文强这样的安排显得不够担当，在革命党眼中是贪生怕死，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不会有人遭到抓捕，而且结果是一样的。因为镜报本身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发行量小没关系，可以免费呀！管你是平头百姓，还是学生商人，雇上数百报童，见人就塞还不行啊！
陈文强虽然不赞同以排满为革命目的，但他的直觉是对的。在当时，言论不激进、不热血就没市场，《革命军》要引起轰动，就不能改。事实上也是如此，《革命军》因其鲜明的政治色彩，强烈斗争性，以高昂的革命激情，把长期蕴蓄在人民群众心中的阶级仇、民族恨，无所顾忌地呼喊出来，它旗帜鲜明、大胆泼辣地“劝动天下造反”，犹如一声春雷，炸开了万马齐喑的中国大地，受到广泛的欢迎。
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不被残暴压迫得喘过不气来，不被丧权辱国的条约刺激得愤懑满胸，不是生活这种水深火热，亡国灭种之机，断不能写出如此雷霆之音。《革命军》如同一颗重磅炸弹落在清政府头上，不仅使清政府惊恐万状，同时也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当时鼓动革命最有感染力的论著在海内外广为传播。
报纸刊载完了，再发单行本，陈文强的策划周密而连续。一月之内，数千册销行殆尽，竟然弥补了报纸的花费，还略有赢余。
“邹容小弟，这四百元是你的稿费。”当陈文强把钱交给邹容的时候，邹容有些目瞪口呆，他难道是为了钱而写。
“知道你在想什么。”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你还没看穿啊，这事业不管高尚与否，终归是要落到这等俗物之上。是办报宣传，还是买枪造反，或是跋涉串联，没有钱，却是什么都办不成。嗯，说最简单的，革命也要吃饭吧？你若是清高不要，那便给我。我拿去做善事，也能得个好名声呢！”
邹容想了想，把钱揣了起来，抬头问道：“陈大哥，前几天你说过听到了不好的风声，不知道现在如何了？”
“恐怕不太乐观。”陈文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我会做些准备，但也要看事情会如何发生，并且如何发展。”
历史的表层总是鲜活的、生动的，而它的深层是受必然性的规律制约的。因此，《革命军》的推出不是苏报，但苏报案却要以另外的形式上演，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1896年6月，《苏报》诞生于上海英租界。创办人胡璋是个画家，他用自己日籍夫人的名义注册，挂着日商的牌子，投身于十里洋场的报业竞争潮流中。办报之初，胡璋企图用小道消息、黄色新闻来吸引读者，可惜，此种风格的小报在上海多如牛毛，《苏报》也逐渐沦入了“营业不利、难以为继”的境地，最后胡璋不得不将它卖给了因罢官而闲居沪上、想靠清议救国的陈范。
第八十八章提前避祸
陈范曾任江西铅山县令，因为对地方教案“处理不当”而被免官。他亲眼目睹了清朝官场的黑暗、戊戌变法的失败，因此非常希望通过办报来呼吁国民救国图强。当时爱国学社刚刚成立，经费不足，遂与《苏报》相约，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七人轮流每日为报社写评论一篇，报社则每月给学社一百银元为报酬。
而新版《苏报》一经推出，就以其“针砭时弊、力主改革”的办刊风格赢得了知识界的青睐。梁启超曾称赞说：“屹立于惊涛骇浪、恶毒迷雾之中。难矣，诚可贵矣！”
1903年2月，已经成为爱国学社师生发表言论的园地的《苏报》特辟《学界风潮》一栏，将各地学堂中的黑暗现象公之于众，赞扬进步师生的抗争。这样，《苏报》大为世人瞩目，不但稿源不成问题，销售量也是节节攀升。
如果仅仅报道学界风潮，抨击权贵，那也最多只是态度偏激而已，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苏报》的革命色彩越来越浓厚，措词越发尖锐，矛头指向也更加明确了。
到了1903年五月末，陈范正式聘请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为《苏报》主笔，使《苏报》迅速向辉煌的顶峰攀升”。
六月初，年少气盛的章士钊以初生牛犊的猛劲，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对《苏报》进行了大胆革，宣布“本报大改良”，将报道“学界风潮”的栏目移到头版头条，言论更加激进；随后，苏报在《革命军》发表后，发表了章太炎的评论文章，盛赞其为“国民教育第一教科书”；六月二十日，又发表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在该文中，章太炎直呼光绪皇帝的名字，号召“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六月二十二日，更是刊出《杀人主义》一文，狂歌“杀尽胡儿才罢手”、“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之类惊世骇俗的词句。
如果说苏报将革命声浪发挥到极致的是大力推崇邹容的《革命军》一书，那将反革命革命声浪推进到顶点的便是章太炎批驳康有为的政论文的发表。而《苏报》的张扬和无所顾忌，早已引起了清廷统治者的震惊和仇视，最后的案发可以说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所谓盛极而衰，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苏报》的发行量迅速飙升，仅发行点就增加了几十处，令上海滩老牌大报《申报》都黯然失色。而辉煌的顶点，恰恰也是它的终点。
邹容刚从日本回国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意气相投，是比较熟悉的。而陈文强恰恰是因此而有所担心。因为《革命军》是伪名发表，外人不知作者为邹容，但章太炎等人却是知之甚详的。
而且，章太炎的疯是出了名的，癫是出了名的，狂也是出了名的，他的学问淹通博洽，造诣精深，是灵光岿然的国学大师，那些著作，绝非普通疯子所能结撰。但他更喜欢别人称他为革命家，只要前脚迈出书斋，说话行事，他就恣睢放纵，常常会做出些令“高级食肉动物”极端头痛和难以收场的事情。他有包天巨胆，不怕杀头，不怕坐牢，想鸣就鸣，想吼就吼，想骂就骂。
正因如此，陈文强便担心“章神经”大嘴巴一张，把邹容给说出来。嗯，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毕竟思维模式不同，陈文强断不会自投罗网或坐以待毙，而很多人却乐于舍生取义，希望得到生命亲证与道德承当的机会。
所以，陈文强不奢望在短短时间内便改变了邹容由来以久的思想，他要预先安排，使邹容暂时避开这场即将到来的惊涛骇浪。而日本的来信，则使他有了相对合理的借口。
“邹小弟，你不必过于担心。”为了使邹容能安心跟随自己去日本，陈文强开始半真半假地进行劝慰，“《苏报》报馆是在租界，满清想报复，哪有那么容易。工部局要维持他们国中之国的权威，不会完全听命于清廷。如果向满清政府妥协的话，就会破坏租界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导致中国本土审判权的复归，这在西方国家内部也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邹容露出愤激的神情，咬了咬嘴唇，沉默不语。这确实是个非常矛盾的事情，也让人产生复杂的情感，既为列强粗暴践踏中国司法主权而愤慨，却也希望租界能成为革命者的避风港，更希望满清王朝的绝对威权无用武之地，使其不能再大逞淫威。
“我要去日本走一趟，缺个翻译。”陈文强用征询的目光望着邹容，“希望你能陪我，这将是一次很有意义的远行，一种能救千万人的新药可能就此便会诞生。”
邹容犹豫了一下，说道：“如果只是翻译的话，我可以推荐一两个。现在这个时候，我还是想留在上海。”
“在上海你帮不上什么，在日本则不同。”陈文强继续劝说，除了把苏报可能遭到打击的严重性大大降低外，还说出了另外的理由，“听说在东京，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的气焰十分嚣张，极力夸大革命的危害。以邹小弟的学识和激情，我觉得更应该去东京，增加反击的力量。”
明治维新后，日本埋头苦干，励精图治，在甲午战争中战胜中国，获得大量赔款，为国家发展输入了大量血液，可以说日本是吸中国人民的血发展起来的。到1902年，日本已然以发达国家自居，日本又与老牌强国英国订立了同盟条约，其主要内容是保护双方在中国和韩国的现有利益，其矛头直指俄国。
由于日本的发展神速，日本代替了西方成了中国人学习的榜样，这也是国人急功近利的思想作怪，显然真正应该学的还是西方。由此掀开了中国人东渡日本的高峰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