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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知道这话不是吓唬他。弹药、粮饷已经难以支撑。如果北洋军因为欠饷而变成了乱兵，那所有犯下的罪行就将由他一个人扛。趁着北洋军还有实力，趁着北洋军还在自己掌握之中，尽快结束战争，给自己和北洋集团众人争一个前途，似乎是明智的选择。
停火。和谈，南北两军又恢复到了之前的状态，但形势已然不同。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崖州兵工厂、郴州兵工厂依然在按战时规定，加班加点地生产。制造出来的火炮、枪枝、弹药不断被输送前方，加强着革命军的战力。而后方还在编练新军，向着满清所拟定的全国三十八镇陆军的目标前进。
作为一个大国，特别是一个人口大国，三十八镇陆军实在算不上多。而且，扩充军备。这也适应了国际上的形势，各个国家都在整军经武，尤其以欧洲国家的势头最是迅猛。
当然，三十八镇陆军还远不是最终的目标。但作为一个刚刚开始转型的农耕国家，在两三年内恐怕都是支撑的极限了。
和谈重开，但形势已大不相同，之前是以南就北，至少表面上如此；现在则是以北就南。谈判地点改在锦州，陈文强是以地主的身份进行主持。
袁世凯声名大跌。已经不再是人们心目中总统的合适人选。自然没有什么“虚位以待”了，也就没有各部部长人选的激烈争夺了。令人惊讶的是，陈文强在占据上风的时候，并没有咄咄逼人，而是态度和蔼，对袁氏一方的要求都是认真考虑。尽量予以比较满意的答复。
国防部长袁世凯，陆军次长段祺瑞，外交部长陆征祥，公安部长赵秉钧，冯国璋、曹琨等各镇统制也都尽数留用……。显然。这样的让步使和谈变得轻松容易了很多，连远在北京的袁世凯都感到了意外。
显然，袁世凯知道这可能只是权宜之计，临时政府日后恐怕会有招数来分化瓦解北洋集团，但他已经拖不起了。如果和谈再被拖延下去，他对北洋军将有失控的危险。而且，北洋军现在就有军心不稳的迹象，军官对和谈屈服不满，士兵则存有疑虑，担心被解散，或者因为与革命军血战多时而遭到打击报复。
本来在和谈前便应该由陈文强代表临时政府公布一个协议，说明“南北汉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
但陈文强却有自己的说法和先决条件，那就是北洋第一军的官兵应让开京汉铁路，分别转至河南洛阳和江苏阜阳驻扎，成为河南、江苏的卫戍部队；北洋第二军的两镇则分别划归北京军区和山东军区，也指定了驻地；北京的曹琨一个镇，则要分兵两半，一半入东北，一半进山西。
很简单而明显的分而治之，北洋军将被分别安置，难以再抱成团，中原和京畿地区则将进入大批革命军，控制局势。
对这样的调动，北洋将领们是不满且失望的。他们纷纷向袁世凯发电，要袁世凯态度强硬一些，否则不惜与革命军战斗到底。
落差比较大啊！北洋军曾经势倾一时，狂妄而自大；现在呢，则被东调西调，似乎完全不被人家看在眼里。
但陈文强对此却不作出任何让步，并在媒体上发声，严厉指出不服从临时政府号令的军队不是国家军队，战力再强也不会被接纳，并用民脂民膏供养，等待他们的除了剿灭便是解散。如果听从号令，则他可代表临时政府作出承诺，绝无解散之计划，北洋军将划归国防军，待遇与全国各军一致。
这样一来，北洋军中的军官和士兵便产生了对立，军官想借兵要挟，士兵则并不希望走到最后一步，而北洋军官向士兵的解释又得不到信服，群情汹汹，竟有兵变之势。
本来兵变可以作为要挟上级的手段，且袁世凯也用过，但他却知道此时绝对不行。
袁世凯知道临时政府之所以委他国防部长的要职，就是因为他对北洋军的掌控。如果发生兵变，不仅使他的威望在国人心中大打折扣，也意味着他对北洋军失去控制，那他还有什么价值？
因此。袁世凯一面频发电报，软硬兼施地要北洋军将领服从大局，不可轻举妄动；一面调回段祺瑞，命令他前往各部督促服从。
但袁世凯万万没有想到，兵变竟然是在北京爆发，就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而这沉重的打击。竟然是他的儿子袁克定策划指使，实在是坑爹之至。
据《时报》所载：晚八时，齐化门外所驻第三镇之九标炮辎各营兵变，攻入齐化门，因传说将下剪发令，又因军饷未发，遂尔哗溃。又闻枪声甚急，火光再起，变兵大肆抢掠。以东四牌楼一带为……至三时后，各处火势渐衰，枪声渐少……
北洋陆军第三镇以索饷为名发动兵变，结果是商民遭抢劫者千余家，京奉、京汉铁路局，大清、交通、直隶三银行亦遭劫掠，损失惨重。
到了第二天早上，蒙在鼓里的袁世凯见到儿子袁克定。连连叹息：“予练兵三十年，威信一旦丧矣！”却没想到。袁克定正是坑爹的罪魁祸首，而袁克定心里还暗自得意，觉得此举必可抬高乃父身价，并能要挟临时政府，争得更好的条件。
但事实无情地给了袁克定接连的打击，北京兵变不仅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反倒给袁世凯惹来了更大、更多的麻烦。
各家报纸陆续刊登有关消息，国内的《大陆报》称“袁世凯之威望因此顿失”；《时报》指出“兵变蔓延，袁世凯之咎无可辞矣”；莫理循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写道：“袁世凯最亲信的士兵和卫队也参加了这次兵变，使我感到痛心已极。我一直认为第三师是可以完全信赖的……人们在过去几个月里一直把袁世凯说成是大局的希望。但这整个事件对于袁世凯来说是丢尽了脸。”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京城气氛也非常紧张。《顺天时报》曾描述道：“今日寄寓京师之官绅商民，虽饮食起居间，无不抱有恐慌不安之念，是身在京邸中，而心在惶惧中也。试与商贾谈市面情况，皆以金融滞塞，商业萧条，大有联袂歇业之势。试与官吏论官场近状，群谓大局危急，眷属先徙，大有朝堂一空之势。”
清帝逊位前后，因担心禁卫军反对，致起暴动，袁世凯特调第三镇军到京维持秩序，“然自该镇军到京，一次与禁卫军冲突，二次与毅军私斗，三次打毁戏园，以致京师人心，一慑于炸弹之倏发，二恐满军之反对，其胆小者又相率而逃”。
兵变同样使列强深感失望。兵变发生的第二天，驻京外交团团长英国公使朱尔典便立刻给袁世凯发去英文密函一件，诘问袁“能否保护各国人等之生命财产，请即日答覆”；美国政府驻京代表则倡议，“以中国既经共和，而北方各处尚有扰乱，袁世凯之力实不足以维持，拟请各国政府派兵至中国，分别保护；或是请临时政府来稳定局面”。
在列强的发难诘问中，袁世凯不得不向外交团致送英文道歉信，表示“保护京师治安，实有重责，今变起不测，各外交团忽受虚惊，不胜歉仄。”
与此同时，袁世凯把曹琨叫去，询问事情原委。曹琨当然不敢把袁克定招认出来，因此被骂得狗血淋头，才狼狈而出。
至此一变，临时政府严斥北洋军纪律松驰、劫掠扰民，形同匪类；又向袁世凯发难，威胁要停止和谈，以武力解决问题。
在内外的压力下，袁世凯一边严令北洋各部将领约束部队，听从号令；一边命令北洋第二军按期调动，并让开道路。同时，他将曹琨的第三镇调出京城，与禁卫军同驻郊外，治安交由巡警维持。
正如袁世凯所分析，大势已不可逆转，连美德都被拉拢过去，英国人也不得不向临时政府表达善意。既然已经投诚，就不要搞那些没用的小动作，意气之争，对大家都没好处。
袁世凯深知，无论什么时候，兵变都是历代统治者最大的忌讳，是对统治的最大威胁，在某种程度上，比造反更令统治者焦心。而搞兵变的，除了赵匡胤玩了杯酒释兵权，其他人都没有好下场。
而且，袁世凯练兵起家，深知兵如火，易放难收，北京兵变如果处置不及时，很可能波及到保定、天津等周边地区。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他能控制的了，临时政府恐怕也只有武力平叛这一条路了。缺饷少弹的北洋军成了乱兵，还有什么战斗力？
至于什么国防部长，什么接纳北洋军，都将成了泡影。借着民意、舆论，他和北洋将领都会受到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