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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定攻伐区域”。并“妥拟接济饷源之策”。
其次，东三省拒不承认共和让袁感到忧心。革命大发动后，东三省并未积极响应。锡良电报至京，绝对不承认共和，其措词均极坚决，继续坚持其君主立宪主张”。东北的勤王队首领冯麟阁、张作霖还商请锡良带兵入关，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及奈曼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一些王公也计划“奏调奉天勤王队冯麟阁、张作霖来京，以厚君主党之势力”。
最后则是宗社党的活动，也是让袁世凯感到烦心的又一个问题。以良弼为谋主，载泽、溥伟等满族亲贵为骨干的宗社党，竭力反对共和。有消息说该党“欲拥君主前赴东三省，联合蒙古各处，邀请日俄保护，宣告独立”，并派人“前往联络锡良及红胡子布置一切”。又有消息说肃王、载泽等到东北，“潜谋独立，俟共和发表，即举肃王即皇帝位，以锡良为总理”。宗社党“多方运动”不仅引起了南方注意，袁世凯也知道不多，感到棘手。
至于人心未定的内部原因，则是袁身边的人将会更关心袁南下会给自己的前途和既得利益造成怎样的损害。如果袁去南京宣誓就职，很可能意味着在未来新政府的组成中，南方将占据主导地位，北方一些官僚将因此有失去固有的权力，北方军队也将有一部分会被裁汰，这都是袁周围那些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袁世凯当然不愿意南下，但也不愿因此问题而使和谈拖延下去，这恐怕又是陈文强的诡计，故意抛出一个困难的问题，议而不决，设置阻碍。
但要全盘接受陈文强所提出的第二套方案也不那么容易，两镇革命军与两镇北洋军南北互相调防，在京畿地区形成一种军事上的平衡，袁世凯却觉得有引狼入室的嫌疑。
“袁公如果南下，兵权便要交付别人，除了袁公所带卫队，北方兵将便恐遭裁汰调动。”赵秉均也不看好这两个方案，分析道：“若是任由革命军入驻京畿，请神容易送神难，日后恐怕也是大麻烦。”
袁世凯思索良久，缓缓说道：“南下、北上这两个方案却是必选其一，若答应其军队北上，却是难以拖延，可能要马上便付诸实行；若是答应南下呢，则和谈可继续进行，日后还能想办法转圜。”
“袁公已有办法了？”杨士琦有些惊讶地看着袁世凯。
袁世凯嘿嘿一笑，说道：“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办法嘛，尽可以慢慢想。”
对于袁世凯及北方各种势力来说，最关心的莫过于首都地点问题。曾有评论称，国都问题“北省人心视为死活问题”。对袁有利的是，北方的形势和舆论，他还可以联系列强，让公使团反对迁都南京。或者，他还可以自导自演一场戏，使南下就职被迫拖延或是就此不提。他不说明，杨士琦等人也不便深问，便岔开了话题，继续向他汇报今天会谈的情形。
“他们要将北洋军变为国家军队，那革命军呢，是否会服从我的号令？”袁世凯冷笑一声，说道：“堂而皇之的理由，拿什么现代政治制度来说事，也不看看中国的情况，那是能够实现的吗？好，他有来言，咱们也不示弱。既然都是国家军队，西北筹边、威慑蒙古便调动南方军队，看他们怎么说？”
西北苦寒，路途遥远，袁世凯是很肯定地判断南方不会依令而行，把军队投入进去的。
至于东北，袁世凯不说这话，他已经派心腹到奉天，携带隆裕的诏书去说服锡良，并以厚礼收买各军头，觉得收服东北是有把握的。
袁世凯这边在布置，陈文强也没闲着，频繁发电，与南方沟通联络，进行着大布局。
现在的重点还是东北，只要东北安定，袁世凯的势力就处在南北夹击之中，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而目前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袁世凯的首鼠两端，心思太多所造成的。
为了逼迫清帝退位，原驻奉天的曹锟第三镇入关，东北兵力空虚。新兵混成协军心不一，冯麟阁、张作霖等人的羽翼也未丰满，只要以兵威慑之，再加其他手段安抚，陈文强觉得还是能够解决的。
除了说服拉拢徐世昌，陈文强还有一招暗棋，且已经施展，估计也会收到效果。这是他根据满人的心理所做出的判断。（未完待续。）
第二百三十四章人心，大布局
清晨，当柳梢上首先吻到了一线金色的曙光，和奏中加入了鹊儿的清脆歌声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强掩倦容，还在与对面的来客，广州将军增祺在叙谈着。
“皇帝逊位了，太后过于软弱，满人的江山算是完了。”锡良摇着头，低沉地说道：“我在西南与革党打了那么长时间，早就向朝廷启奏，速调北兵一举剿灭。但是——”
增祺缓缓闭上了眼睛，也不知是悲哀还是庆幸，半晌才睁开眼睛，长叹一声，缓缓说道：“东三省的军队，你还能控制吗？”
锡良点了点头，又苦笑着摇了摇头，双手神经质地绞在一起，低头不语。
“西安的惨事，你知道了吧？”增祺似乎还心有余悸，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革命军虽是要推翻朝廷，但还是有纪律，有组织的。若是乱民蜂起，恐怕就难以控制了。”
联合阵线主导的革命军是纪律严明的，他们在光复的地区并不对放弃抵抗的满人实行屠杀政策。所以，广州、江宁、武昌等地并没有暴发大规模的种族仇杀的事情。但还是有革命军鞭长莫及的地方，比如西安。
西安的所谓革命党十之隶属哥老会，仇满情绪很激烈。于是，西安满城在一夕之间变为惨淡的兵燹场。但对亲历了那种惊魂荡魄情境的人来说，主义和信仰显然已经无法越过残杀，支持他们坚定地挥剑而立。
而在革命席卷之初，中国的满人、汉军和蒙古旗人都处在一种极度的被屠杀恐惧之中。各地满营不断有“被屠”的消息传开，谣言随之四起，说汉人马上要打进满城，见人就杀一个不留；又传说要把满人砍成肉酱。再不就杀来祭天。
当时，旗兵旗民皆以为大祸临头，许多人把家禽家畜都杀掉吃了，只待风势一变，自杀或殉义，每个人都觉得没有了生存的希望。广州满城在光复前也是人心彷徨。满族官员个个胆战心惊，街上的旗人走路都低声下气，不敢抬头。殷实绅商和旗人眷属纷纷迁逃，情状狼狈。南京旗城是同样的惨淡，传说革命军一到，就要把满人杀尽，以报清兵入关时屠杀汉人之仇。
当时随处可见的情形是：满族人天天全家哭泣，尤其是妇女，因为既没有缠足。服装又和汉人不同，更加发愁，纷纷向估衣铺购买汉人妇女衣服，打扮成汉人，还硬给十岁左右的女孩子缠足；男子也都改名换姓，充作汉人。
甚至在北京，满族妇女也放弃了原来引以为豪的发式，以免招惹危险。到使馆区要求庇护或就近寻找房子的人数也每天都在增加。而革命军在光复以后，自有安置旗人办法。每人可领一笔生活费用自谋生路；但由于恐慌，旗人此时大部分都已逃跑，更怕的是由此暴露旗人身份，遭汉人报复，因此几乎没什么人敢去领这笔款子。
“从广州到南京，还到了杭州。我是看到了革命军怎么对待咱们满人的。”增祺低着头，沉重而缓慢地说道：“临时政府的随员天天跟我讲清兵入关时的屠杀，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苏州之屠、南昌之屠、赣州之屠、江阴之屠……讲着讲着，他便痛哭失声。我，我也——”
锡良听到增祺哽咽了。不由得闭上了眼睛，长叹连声。
“相对于祖先的罪孽，革命军不杀不辱，已经是仁至义尽了。”增祺抹了下眼泪，说道：“为了满人不作无谓的牺牲，为了以后能抬头做人，我才来到东北，愿作说客。临时政府的抚满政策，你也看了，何去何从，我也不多说了。东北三省的几十万满人的日后祸福，便看你的了。”
旗人也是中国人，对于多数旗人来说，他们也爱国，他们也不满朝廷的腐朽。但他们同族的少数人掌握的政权被推翻，在新的国家里当然会受到某种程度上敌意的对待。他们内心的委屈和精神上的另类感，很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历史上两次满立运动，并不是没有这样的原因。
孤立一小撮，团结争取大多数，将敌对面尽量缩小，一直是陈文强做事的思路。而这种思路在多年的潜移默化中，也被复兴会首脑们所领会并赞赏。
宗社党当然是顽固守旧的敌人，而政府对旗人采取一些优惠政策，甚至可以组织一个和平的、倾向政府的组织，与之争夺旗人之心，尽快使国家安定，也未尝不是一个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