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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的，黄先生。”孔祥熙解释道：“我在美国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时，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再后来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所以，获得了理化硕士学位。”
“原来如此。”黄兴点了点头，一个念头在心底萌动，但他还有些犹豫。
交谈慢慢热烈起来，因为现在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革命，孔祥熙虽然快三十了，但仍保持着年轻人的青春容貌和勃勃英气。
他们纵论时势，谈古论今，从孔祥熙的家乡太谷聊到奥柏林大学，又从美国南部说到上海、广州、武昌。当黄兴提到赈济灾荒时，孔祥熙竟也能提出一些合理化建议，这让黄兴打消了心中的犹豫。
……………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袁世凯终于要出头了。”陈文强正思索着刚刚得到的消息。
报纸上转载了天津某大报的消息，被重新启用却滞留天津租界的满清协理大臣袁世凯向朝廷上书，对如今危局提出了几点建议：一，马上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革命党；五，请缨出战，请朝廷授他以指挥前方军事的全权。
朝廷不给，你便伸手强要了。陈文强仔细思考了一番，将报纸扔到桌上。
其实，这未尝不是他所设想的步骤。激战武胜关，为北伐制造声势，为的便是让清廷起用袁世凯，使北洋军戴上控制的笼头。
虽然说现在的革命形势看起来是非常乐观，但复兴会毕竟不能一手遮天，与其他革命团体的矛盾是早晚会爆发的。并不是每个人都认同妥协和谈判，其中不乏激进的革命者，也有一些是想借机捞取更大利益的投机者。
但也是因为联合阵线的存在，因为与立宪派人士的合作，革命大势才在表面上不可阻挡。
正如袁世凯奏折中所说“以数百年之屏翰，亦有倒戈之形。曾主事功之督抚，洞达外势之使臣，各埠商团公会，亦多坚主共和。诚不知人心何以如此乖离？国势何以竟对维挽？”
人心散了，纵有才能，也难以收拾此纷乱之局。几镇强军，纵能得到些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整个大战略上，却已是孤军。
可如果把袁世凯逼到绝路，革命军与北洋军的大战将是两败俱伤的结果，甚至会绵延而长期。而北洋军不仅仅是敌人，从另一个方面来看，也是卫护国家的军队。没有北洋军，东北三省的日俄就会蠢蠢欲动，特别是日本，是唯恐中国安定，最希望中国陷入长期战乱，最希望中国的武力在内战中消耗殆尽的。
现在的战事已经不是主题，武昌方面的压力顿减，这应该是袁世凯所释放的一个信号。
没错，谈判可以秘密进行了。即便是有各方阻力，复兴会与立宪派是不希望大打出手，战乱绵延的。这个联合的力量是可以压迫其他势力的，而财政将是至关重要的筹码，却恰恰正掌握在复兴会手中。
既然战争要变成一场演给清廷，演给其他人的大戏，陈文强便把工作重心放在了赈灾和稳定地方上。
通过赈灾，或许可以借助社会力量影响列强的政府行为；当然，贬低满清朝廷，提高临时政府形象，凝聚民心士气，并占据道义高点，打击为富不仁的土豪劣绅，也是应有之义。不过，这些是不能在今天这种级别的会议上说得太透的。至于会议记录，自然会迅速通过电台发给广州总部，从而尽快采取行动。
“满清统治时，是三分天灾，七分，官员们贪污赈款，草营人命，竟将灾祸当成升官发财的手段。受‘黄灾’最厉害的山东省，那些‘谋差营保’的官僚们，常聚在一处议论说：‘黄河何不福我而决口乎？’因为黄河一决口，他们就可以藉办河工，既私吞工款，又谋取保举，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偷偷地破坏老百姓自筑的堤防，人为地制造灾荒。”
声音朗朗，陈文强的思绪被一个年轻官员的愤慨所吸引，“在揭露满清封建官僚和劣绅地主时，我们也要警惕某些人会被钱迷了眼，而犯错误。所以，我建议在每个省政府设立赈灾督察，保证拔下来的赈灾款专款专用，而且，用款账目要对社会公开，赈灾物资的发放也要依据公开、公正的原则，定期公布发放名细，接受媒体和民众的监督。”（未完待续。）
第二百一十章手段多样，海外华侨
陈文强点头微笑，表示对此很是赞同，赈灾可以让临时政府的威权渗透进各个地方，确实很值得考虑。
停顿了一下，陈文强笑着发言：“除了政府拔款外，各地方政府也应该向当地富户劝捐，并且积极组织灾民进行生产自救和灾后重建。国内、国际的捐助应统一存入各地的中国银行，设立赈济基金，专人管理，账目公开，不使其挪作他用。同时，放开民间慈善资金参与灾区社会受灾群众自救自助活动，让受灾群众得到各类社会群体慈善资金的捐助，以此作为政府财政资金的补充作用。”
这个办法新颖，新名词也是层出不穷，殊不知这都是陈文强剽窃于后世的做法。
“以工代赈的范围还应扩大，不只可以组织灾民筑堤修坝，还可以让他们架桥铺路，只要灾民的生活还需要政府救济，那么该地方的基础建设便都可以向灾民敞开。当然，我会建议临时政府除对灾民进行移民安置外，也要对灾区做出一些政策倾斜，实行灾后重建时期减税政策，并鼓励社会各类资金积极参与灾区生产重建工作，在税收上，相关项目可以给予减免。”
“这是否意味着在灾区开办工厂，既能得到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又可以得到政府的税收减免，这岂不是只赚不赔的事情？”趁着陈文强端茶喝水的空当，黄兴停下笔问道。
“暂时看应该是这样。”陈文强笑着解释道：“你有兴趣也可以去嘛，不过要注意。税收减免政策是短期的，比如说三年或五年，等到灾民生活恢复正常后。这项优惠政策也会逐渐取消。即便如此，这个办法对商人们来说，也很具有吸引力。建一些投资小、见效快的项目，还是很合算的。”
不管建什么厂，只要你扎下根，想搬迁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样也就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并使一些农民转化为工人，缓解了土地紧张的压力。
“还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对待灾民的态度。灾民只要能吃上饭。哪里会去闹事？不是被地主劣绅逼得无路可走，又岂能聚众暴乱？”黄兴伸出手指强调地说道：“军队是抵御外侮，保护百姓的，不是吃着百姓种出的粮食。领着用民脂民膏发放的军饷。反过来倒去用枪弹和刺刀对付自己的衣食父母，那样的话，良心何在？款也拔了，粮也运了，再有民变，只能说明当地政府工作懈怠，赈灾不力，官员失职。”
“把无衣无食的饥民‘目之为乱民。为匪徒’，是满清的做法。我们不要学。虽然要将流离颠沛、饥寒无告之民与那些趁机抢劫、偷窃之徒区分开来，区别对待，工作量会很大，但无疑也是对我们执政能力的一次考验，出动军队镇压所谓的‘民乱’，这种简单粗暴的方式尽量不要采用。”
历史上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灾荒问题上所犯的最大失误就是在有些地方对灾民竟采取了戒备和防范的态度，有时竟视之为建立正常秩序的一种障碍。不仅如此，还发生了由革命党人掌握的新政权的武装去镇压饥民“闹事”的事件。
显然，这对于临时政府的形象是有很大影响的，对于尽量把光复地区巩固并安定，是有负作用的。
陈文强眨了眨眼睛，为了缓解气氛，笑着说道：“这正是考验各地政府工作效率、工作能力的机会，满清不行，新政权难道也不行，能者上，庸者下，我同意克强同志的意见，把赈灾当作各地政府考核的指标之一。
“至于赈灾的资金，我看还有很大的缺口。”黄兴点了点头，把目光投向陈文强。
在战事未止、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刚刚掌握了一些地方权力的革命党人，能够关心人民疾苦，采取积极的赈灾措施，这不仅仅是值得称道的事情，更能得到广泛的社会同情和民众支持。
而且，临时政府如能在灾荒问题上对封建统治做出深刻揭露，便已经足以让人们逻辑地得出结论：象满清这样腐朽而又暴虐的反动政权，除了坚决推翻它之外，难道还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吗？
虽然复兴会在未发动之前，便已经充分利用舆论和媒体的力量。他们在追求共和制度、埋葬封建君主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大声疾呼地歌颂未来新制度的优越性，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