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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眉头皱得紧紧，他知道此时东京同盟会的纷乱，以及《民报》的窘迫和主编章炳麟的愤怒。
原来，汪精卫受北辰之命从南洋来到东京，完全撇开章太炎而秘密筹备《民报》复刊的事，并自行编辑出版了一期《民报》。而孙中山一方面对章太炎请求援助《民报》极为冷淡，另一方面却又一再出面为新加坡倡办的《中兴日报》筹集资股，确有以《中兴日报》取代《民报》的意向。可见，北辰主观上已将注意力向南洋转移。
听到这些消息，章太炎怒不可遏。尤其是汪清卫在东京续办的《民报》，对他刺激更大。在陶成章的鼓动下，他撰写了致美洲、南洋等处的公函，径直题名为《伪（民报）检举状》，并且印成传单，派人散发各处，还在东京《日华新报》揭载。
随后，作为反击，一股攻章浪潮猛然兴起。香港《中国日报》连篇累牍发表文章谴责章太炎。吴稚晖也开始兴风作浪，他在巴黎《新世纪》上连续撰文大肆攻击章太炎和陶成章。
一时间，“满洲鹰犬”、“出卖革命”、“中国革命党之罪人”、“《民报》之罪人”等大帽子，一顶一顶都落在章太炎头上。章太炎昔日革命的经历及主编《民报》之功，在只图一时之快的反击中被全盘否定了。
攻讦双方都用了极为尖锐的刺目伤心的语言，双方均将污水泼得对手满头满身。事实上，同盟会在组织上的分裂已经无可挽回了。
而复兴会在这个时候采取主动姿态，且名义是团结、联合革命志士，又有西南起事的轰动影响，东京同盟会的部分会员，甚至大部分会员转而他投，是可以预料的事情。
“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了吗？”黄兴站起身，冷冷地说道：“既然你们已经开始行动，此番商谈便毫无意义了。”
“有意义。”陈文强转向黄兴，诚恳地说道：“同盟会的分裂缘于门户之见，我们复兴会邀请黄先生及诸位革命同志，却不想如此。黄先生可以仔细考虑一下，从革命的目标和宗旨上看，革命团体之间并无太大的分歧，求同存异，精诚团结，早日促革命成功，应该是每个人都希望的。您认定革命事业中不能有丝毫私意、私见、私利、私图”，并为自己取名‘轸’，陈某是深为钦佩的。”
黄兴愣了一下，随即明白了，苦笑道：“是钝初讲的吧？”
“宋先生正在西南根据地亲自指挥革命。”陈文强笑着点了点头，从兜里掏出一封信，说道：“这是宋先生写给您的，他殷切地期望能与您并肩作战。革命的老战友，殊途同归，岂不是一段佳话？”
黄兴迟疑着接过书信，并没有立刻打开，显然在做着思考。
“如果黄先生想去革命根据地走一走，看一看，我们自会妥善安排，保证您来去自由，不受阻碍。”陈文强继续说道：“在革命军中有很多原来同盟会的革命同志，他们或者领兵打仗，或者管理政务，您可以看看他们现在的状况，问问他们现在的心情和感想。”
“真的无法挽回了吗？”黄兴抬起头，沉重地又问了一遍。
陈文强垂下眼睑，沉思了一下，说道：“我的命令其实还未下达，但最迟也就是在明天。告诉您实话，也就不担心您打电报到东京。东京同盟会现在是个什么状况，您心里与清楚。所以，我还是希望您能接受我的提议，使东京同盟会不致于分裂，同志不致于反目成仇，最终实现与本会的联合。”
“明天！”黄兴轻轻叹了口气，说道：“谢谢你，给了我一天的时间。你们复兴会的手段，实在是厉害呀！请容我考虑一下，最迟明天早上便给你答复，你能答应我这个请求吗？”
“当然可以。”陈文强胸有成竹地点了点头，笑道：“宋先生说您是宽厚君子，立志自爱，凡一切谋利禄、争权势与夫寡廉鲜耻、卑鄙阴贼之念，不待禁革，早能自绝于心。今日一见，陈某深以为然，哪里敢有半分不信之理？”
“钝初——言而其实了。”黄兴叹息着伸出手，与陈文强紧紧一握，转身向船舷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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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九章撒手不管，讨价还价
革命者，不管是殒身不恤、杀身成仁的吴樾、徐锡麟等人，还是破衣敝屣、奔走革命的陶成章等人，陈文强打心里是敬佩，是尊重的。
很简单，他做不到这样的激情，这样的忘我，这样的不顾一切。
但敬佩和尊重并不代表着崇拜和服从，因此陈文强对北辰是敬而远之，实在是因为北辰过于强势、固执，或者说是专横、不知妥协调和。
一个人不可能是神，却认为自己是神，或乾认为自己是始终正确的，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因为人既然不是神，无论多么英明、智慧，也总会有犯错误的时候。而当他的周围没有人敢指出他的错误，或者说他根本不会听的时候，一个普通人也还罢了，一个领袖却会造成一场灾难。
一个人的意志，就是团体的意志，一个人的行为，就是团体的行为，一个人的愤怒，就是团体的愤怒。那这个团体就会在两个极端摇摆，或是一举成功，或是一败涂地。显然，风险却是大于机遇的。
宋复华则不同，他勤奋好学，理论知识扎实，对当时世界重要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各种制度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也适应和理解妥协调和这样的政治手段。所以，推他作为领袖，把他塑造成职业革命家，比较符合陈文强的思想和习惯。
没有谁能让陈文强俯首贴耳、绝对服从，不信权威的思想已经深入他的头脑，而这种思想则贯穿于他的行动之中。
北辰也好，黄兴也罢，陈文强能争取便争取，不能争取便顺其自然。反正革命不是离了某个人就玩不转，更没有谁是真理的化身，是革命的代名词。
况且，此时招聚东京同盟会成员，统合革命力量，正是一个好时机。
机会不是陈文强创造的。而是同盟会内部门户、地域矛盾的总爆发。反对北辰最力者为章太严和陶成章，其他则多以江浙、湖湘人士为主，既是光复会与同盟会的矛盾，也是地域差别对北辰只注重在南方沿海地区发动起义的不满。
再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北辰的强硬和过于自信，他对劝他向东京本部引咎严词拒绝，复函“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同时又是断绝东京同盟会的经济来援，又另起炉灶。重新组建“中华革命党”；还派汪精卫回东京另出《民报》，实在是火上浇油。
说到北辰的过于自信，则是陈文强从工商经营方面所看出的大问题。一个品牌要打响，那不是平白无故的，是时间，是宣传，是打造，才能深入人心。而中华革命党算什么呢。北辰显然过分高估了自己在革命领域的德高望重，觉得自己登高一呼。便会应者云集。同盟会完全是靠着他的影响，才能发展到如今这个规模的。
历史上北辰很快便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南洋同盟会各分会积极响应，统统改名为中华革命党，可是这个新名称，民众并不怎么认可。无奈何。他又重新拾起了同盟会这个壳，继续经营。
但现在，一错而不可挽回，陈文强机敏地抓住了这个空当，中华革命党没有什么影响。东京同盟会又是人心涣散，若走民主程序，东京同盟会中倒孙力量还是占有多数的。
这一点，黄兴看出来了，他必须做出选择。一是继续维护北辰，保住同盟会这个品牌，但分裂不可避免，实力大损也是眼见的事实；二是应东京同盟会众人之请，召开特别大会，罢免北辰，由自己接任，然后再率东京同盟会与复兴会实现联合。
不管怎么选择，在这场名为联合，实为收购的行动中，复兴会凭借雄厚的实力，占据主导是确定无疑的事实。
形势很严峻，不仅仅是复兴会将要采取的行动，东京同盟会内部的分裂已经难以挽回。以陶成章等人为首的光复会是其一；还有焦达峰、刘公等人正在发起一个有实力的团体“共进会”，要与同盟会分道扬镳；谭人凤等人亦要会召集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组建所谓的中部同盟会，以全力推进长江流域革命运动。
经过痛苦又矛盾的思考，黄兴终于还是不肯陷自己于不义，第二天便转告陈文强留在澳门的联络人。他采取的是一种消极回避的策略，既不回东京召集会议讨论以代总理之职，也不阻挠东京同盟会会员的个人选择。换句话说，他就是顺其自然，不管不问了。
当然，黄兴知道自己这样做的后果，是对东京同盟会的一种放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