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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六十章起事推后，初识黎元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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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化是一项没有英雄也不需要英雄的平凡而琐碎的工程，实现西方国家一两百年的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化等诸多进程，需要的是长期渐进的努力，需要的是无数人踏实苦干。
陈文强一直以来的奋斗，到现在这个局面，他认为已经是竭尽全力，且是投机取巧。而那些激进的革命者把革命当成一剂治国济民的仙丹灵药，但凡有艰难之处，即以“革命”来解决，显然是过于幼稚和激进了。
说到底，革命是破坏，也是建设。这其中，建设则是更为艰难的过程。而建设，归根究底，无论是工业，还是新型的政治结构，都是需要巨量的资金来支持。
以最简单、通俗的司法独立为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各地行政长官（如州县官）兼理司法，如果要推行司法独立、政审分开，势必要在各级官衙外另设审判机构，全国各州县也将因此新增三四千万两的支出，经费何出势必成为一个头痛的问题（历史上，这项工作到民国后也未能完成）。
再说强兵御侮。这应该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吧？可要编练一万军队，需要多少资金，每年维持费用又是多少？若是打起仗来，耗费又是多少？恐怕革命党中没有人会计算这个，他们根本也不会考虑这么深。
“北洋六镇，每年的维持费用高达九百万两。这还是没有战事的数额。按照朝廷的计划，要编练三十六镇新军，每年——”陈文强略想了想，说道：“每年的维持费用至少在五千万两上下，这应该是一个很难承受的负担。”
停顿了一下，陈文强继续说道：“我只是举个例子，要说明的意思也很简单，现在举事，资金难以保障；没有钱。物资弹药就难以持续补充。四个月，给我四个月的时间，我就能拿出百万资金以供起事之用。”
从琼州赶来汇告工作的陈自新有些失望，在他看来，或者是在琼州支部看来，从今年春天便开始付诸实施的向越南北部进行人员、物资的潜入、偷运，再有一个月便足以拥有攻入广西、大举起事的资本。但陈文强听完汇报后的判断却极是谨慎，足足将起事时间推后了三个月。
“不能再提前吗？”陈自新有些不甘心地问道。
陈文强想了想。轻轻摇了摇头，说道：“此次举事不比上次。是要长期坚持，是要使大旗立而不倒的。虽说革命军经过了实战锻炼，战力有很大提升，但要做到这一点，依我看还是有困难的。再说，靠偷运。武器弹药能囤积下多少，还要分给黄花探一部分呢！你回去以后，想办法偷运一批机器设备和制造材料，还有基地兵工厂的一些技工。不需要造枪造炮，能修理枪枝。并且能够更换底火、复装子弹，这就能起到极大的作用。”
“好吧，我回去把你的决定传达给吴起和老万。”陈自新稍有些无奈地点了点头。
“另外，再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陈文强把西门子公司帮他架设无线电报的事情讲述了一遍，“只要架设完成，我们大可以再增加一部或几部电台，与起义的部队直接联系。我们在外面搜集到的情报能以最快的速度传递给他们，胜利也越有把握。仅此一点，把起义时间推后也是非常必要的。”
“这倒真是个好消息。”陈自新脸上露出了笑意，说道：“那以后你在这里坐镇，也能直接与千里之外联络指挥，省得派人送信儿，既耗时又危险了。”
“正是这样。”陈文强向椅中一靠，得意地说道：“如果电报机的功率够大，或者电报技术有所改进，我们与国内、海外各支部建立起这瞬间即至的联系也是大有可能。”
“如果是这样，那当然再好不过。”陈自强沉吟了一下，说道：“既然起事时间向后推了，我觉得把各支部发展的新会员直接送到越、滇、桂这个新基地比较合适，就让他们在那里进行军事训练，还能适应环境，多熟悉地形。”
陈文强思索了一会儿，点头答应，又提醒道：“人员潜入要少量多批，不要怕麻烦，安全是首先要保证的。我看可以由各支部发放路费，让他们以各种名义从越南南部登岸，再自行前往根据地会合。如果是用专船运输的话，被清军和法人拦截的可能性会更大吧！”
“确有这种危险，但一直以来都是采取人、货分离的办法，倒还没出现什么意外。”陈自新觉得多一条途径也是好事，反正资金是不缺的。
“其实我们还需要一个契机。”陈文强思索着说道：“最好是广西、云南出现什么民变之类的事情，我们便可趁机发动。还有刘永福，要尽力争取，作为清廷军官，他的举动或许能影响到很多人。”
“刘永福在越、滇、桂还是很有影响力的，也正在努力做他的工作。”陈自新深以为然地说道：“从他的态度来看，还是大有希望的。”
“起义的工作你们多辛苦，我暂时还抽不出身。”陈文强盘算了一下，说道：“再有两三个月吧，我应该能把琐事都处理清楚，回到琼州呆一段时间。等到年末。我可能还要访问德国。有大把时间的时候，恐怕要等到明年下半年了。”
“明年下半年？”陈自新皱着眉头想了想，试探着问道：“那时候，宋先生想必也结束了海外的访问宣传，你们两个便都有了精力和时间，是不是就要掀起革命的了？”
“你以为呢？”陈文强淡淡一笑。说道：“十年之期是对外说的，革命成功却是只需五六年。或者说，革命的前期目标，推翻满清将在五六年后实现。至于后期的建设，那才是任重而道远的艰巨任务。毕竟，革命不是万能灵丹，国家强盛、民族崛起不是靠激情和口水便能一举而成的。”
“原来如此。”陈自新用力点了点头，显出兴奋的神情，又犹豫着说道：“这五六年的时间是不是可以对外公布。将会非常地振奋人心，鼓舞热情。”
“还是以十年的口径为准吧！”陈文强摇头否决，笑道：“这热情还用鼓舞吗？恐怕大家都急着想再大干一场呢！但我还是那句话，不要急功近利，不要仓促莽撞。我们不能指望会党，也不能依靠旧军队的投诚反正，我们要依靠自己建立起的军队，招募新兵也要良家子。哪怕是需要训练。需要教他们识字，需要让他们知道革命是什么。也不能胡乱收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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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不只是陈文强认为旧军不可用，张之洞早在数年前编练鄂省新军时，便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起初他也曾尝试改编旧军，但在发现由武铠左营改编的护军中营“操练未见起色”后，即“令全行裁撤”。从此。他基本放弃改编旧军，专心一意，“另募精壮”。
而招募新兵时，除要求身强体健外，皆规定须报明家口住址。族邻保结，并拒收“素不安分、犯有事案者”。这样募集的新兵必多是质朴强健的青年。也就是说，与半由旧军改编的北洋新军相比，基本由新兵组成的湖北新军，士兵相对质朴，少成见无习气。
由此可以看出，兵源的新旧之别势必影响到士兵的内在素质。旧军“人皆乌合，来去无恒”，“里居不确，良莠难分”，“积习锢弊，一入膏肓”，由此改编的军队必然带有浓厚的旧军积习。
另外，张之洞高度重视新军的文化素质，并对知识青年予以热忱欢迎。湖北新军也确实招收到大批知识分子，“秀士入营者颇多”。同时，张之洞还在新军各旗、营分设大、小“讲堂”，辟设“阅报室”，这无疑有利于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特别是创设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从而“于练兵之中寓普及教育之意”。文化素质较高的湖北新军，思想观念自然较为开放，理解接受能力相对较强。
也正是因为湖北新军没有旧军习气，思想开放，才更容易为革命党人所争取。种瓜得豆，张之洞肯定万万没有想到，他为了巩固朝廷的统治而编练的新军，后来反倒成了清王朝的掘墓人。
而陈文强从接办汉阳铁厂，再到接手粤汉铁路，最后将新建的铁路巡警道衙门设在距离武昌二十多公里的江夏（现武汉江夏区），他可是一直在观察着、思索着武昌起义这样一次突发事件，缘何能够在中国腹心吹响灭亡满清的号角？